對嚙噬國基的人，皇帝雖然很生氣乃至生出殺氣，內心卻對他們有感情，常常放一馬。這一點，和他們用強硬手段對付“謀反”的人是有些不同的。乾隆對李侍堯就是一例。據說，云貴總督李侍堯貪污索賄一案敗露后，經欽差大臣和珅初審，定為“斬監候，秋后處決”，但大學士、九卿奉旨核議時，認為應從重，改為即行斬決。覆審報告送達皇帝那里，辦事果斷的乾隆皇帝不僅不再果斷，而且相當猶豫。

為什么猶豫？因為李侍堯乃乾隆的寵臣，乾隆帝不想讓他這么死掉。乾隆最看重的不僅在于李侍堯對自己的忠誠，也看重李侍堯的能力。他曾多次當著其它臣子的面表揚李侍堯“天下奇才”、“最能辦事”、“最會辦貢”，言外之意“人才難得”。一般而論，對領導寵幸、看重的人，集體討論其善惡美丑時，討論云云，只是一種形式，討論者往往只是奴性地揣摩領導意圖。因此，當大學士、九卿會審認為李侍堯應“請從重立決”時，乾隆很不滿意。皇帝不滿意，但又不想拋開“尊重律令”這塊金字招牌，同時又需要裝出傾聽“眾議”的姿態，沒完沒了召開商討會議便是持有權力者愛用的一招。沒完沒了的討論，會使人精神懈怠、崩潰，最后順從權力的意志，使權力者滿意。

不滿意的乾隆，又命令“各省督撫議”，而督撫依然是“咸請如大學士九卿議”，主張從重處理，判斬立決。就在乾隆有點傷腦筋的時候，江蘇巡撫閔鄂元(當時他還在安徽巡撫任上)主張給李侍堯一條活路。據《清史稿》云，閔鄂元是窺得了皇上的真實意圖--“寬侍堯”，所以，他才別出手眼，與眾不同地認為：“侍堯歷任封疆，勤干有為，中外推服。請用議勤、議能例，稍寬一線。”閔鄂元做這樣的表態，并不是毫無所據的亂說，而是有《大清律例》的“八議”做理論依據。

所謂“八議”，包括“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賓”等內容。《大清律例》的“八議”對象，實際說來都是統治集團的“親賢勛舊”，他們即使犯了法，執行過程中的程序也與蕓蕓眾生不同，法理上獲得特殊待遇。

“八議”的好處究竟有哪些，害處又如何理解，為什么自從它在三國曹魏時期入律以來，直到清朝都成為歷代法典中的一項重要制度？只簡單否定或蒼白肯定，未免顯得稚嫩和空洞。但就李侍堯一事來講，“八議”使鐵案迅速軟化，最后乾隆皇帝下詔：“罪疑惟輕，朕不為已甚。”改斬監候。也就是說，李侍堯判了個死緩。至于那個閔鄂元，因為此事做得合于圣意，而被調任到富庶的江蘇做巡撫。

大約半年之后，乾隆尋了一個機會，李侍堯便走出監獄。乾隆皇帝授予他三品頂戴，命他赴甘肅“總辦軍務”，接著又任陜甘總督。自此李侍堯不僅獲得了生命，仕途也相當坦順。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李侍堯又轉任閩浙總督一職。《清史稿》稱李侍堯雖“屢以貪黷坐法，上終憐其才，為之曲赦”。又曰：“侍堯眷遇尤厚，屢坐贓敗，屢屈法貸之。蓋特憐其才，非以其工進獻也。”李侍堯病逝后，乾隆帝賜銀祭葬，并賜謚號“恭毅”。李侍堯生前的所為所行，與死后備極哀榮的現實，如巨石投進湖里，蕩起的漣漪由近及遠，深刻影響著人心。

乾隆對李侍堯的所作所為，粗看和他的治國理念有矛盾之處，因為這位皇帝一直認為：“劣員多留一日，則民多受一日之殘，國多受一日之蠹”，“斧鉞一日未加，則侵貪一日不止”。實際上，他對官員貪腐是有所區分的，并不認為李侍堯這類能臣之貪之腐和蠹國害蟲有關聯。乾隆時代，重能輕賢的傾向明顯。乾隆中后期，士大夫的道德操守日益懈怠，官員不以清廉品節相尚，出于能員的貪官倒不乏其人。帝王的這種理念直接源于專制的皇權思想。

因為專制體制下，皇帝需要的是聽話的官員，哪怕他是一個貪官，但只要奴性十足，效忠主子，也會得到恩寵。這些貪官，喜愛的只是財色酒，根本不會公然挑釁皇權，不會導致皇權不穩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雖然也是皇帝思考的，但與權力的壟斷和獨占比較起來，永遠處于第二位，甚至是末位。這種邏輯，雖然沒有一位帝王肯明確加以表述，但觀其行為，卻大多如此。而且愈到皇朝末期，那些皇帝秉持這種邏輯的痕跡愈明顯，直至新王朝建立。

緣何立國皇帝重反貪甚于重臣子個人的能力？皆因他們親眼見到腐敗對國家的侵噬，親眼看到官員的貪腐怎樣激起民憤，親眼見到貪腐怎樣把老百姓逼上梁山，親眼見到敵手如何摧枯拉朽。所謂能臣創造的價值，與貪腐巨大的負效應比較起來，不僅不如九牛一毛，而且連皇朝的基礎都敢于吞噬的人，哪里談得上貢獻？但第一代帝王耳聞目睹的事情，后代帝王則是僅有耳聞無緣目睹，久而久之也就有一搭沒一搭了。以后新王朝循環往復，重走前朝路。

反腐敗與忍讓腐敗，實際總在糾纏乾隆的心智。究竟哪一個更可怕？是腐敗可怕，還是將反腐敗的措施訴諸社會更可怕？是寬恕李侍堯這樣貪腐者可怕，還是將其一網打盡可怕？

置腐敗于何地，粗看是反貪堅決不堅決的問題，其實與如何治國相關。《清史稿》曰：“人君馭群臣，既知其不肖，乃以一日之愛憎喜怒，屈法以從之，此非細故也。”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