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話只在曾國藩和李鴻章兩人之間進行，算是“私房話”，但論的全是如何辦“國事”。在曾國藩與李鴻章交接直隸總督前后的某日，當年的學生仍以“學生”的身份，去拜謁請教“老師”。“老師”盡管這時被教案事弄得狼狽不堪，但在“學生”面前仍不想喪失斯文，還不忘擺點架子。見面后不等“學生”開口，他便先問道：“少荃(李鴻章字)，你如今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沖要的關鍵，我今國勢消弱，外人方協以謀我，小有錯誤，便貽害大局，你與洋人交涉，作何主意呢？”李鴻章說：“門生就是為此特來求教的。”曾國藩道：“你既來此，當然必有主意，且先說與我聽。”李鴻章說：“門生也沒有打什么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所謂“痞子腔”，是李鴻章家鄉皖中土語，即油腔滑調的意思。曾國藩聽了李的話，沉默著以五指捋須，過了好半天才慢慢開口，拉長聲音說：“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李鴻章聽出曾國藩是不以為然，趕忙說道：“門生信口胡說，錯了，還求老師指教。”曾國藩瞇著眼，又不停地捋起胡子來，好久才抬起眼來看著李鴻章說：“以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蠻貊，這斷不會有錯的。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盡你如何虛強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過于吃虧。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份，總是站得住的。腳踏實地，蹉跌亦不至過遠，想來比‘痞子腔’總靠得住一點。”李鴻章碰了釘子，受了這一番教訓，臉上著實下不去。但他回心細想，覺得老師的話實在有理，是“顛撲不破”的，心中頓然有了把握，急忙應聲道：“是，是，門生準尊奉老師訓示辦理。”

顯然，此番津門論道，實際是曾國藩“主講”，李鴻章“聽課”。事后多年，李鴻章向別人作憶述時，還表現得對當年事情刻骨銘心，感慨不已。他說，別人講到洋務，認為老師還不如我內行，“不知我辦了一輩子洋務，沒有鬧出亂子，都是老師一言指示之力”。這神乎其神的“一言指示”為何？就是指曾國藩講的“誠”字經。李鴻章對人說：“后來辦理外交，不論英俄德法，我只捧著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且有很收大效的時候。古人謂一言可以終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師的學問經濟，如何能如此一語道破的呢？”

如此看來，李鴻章對曾國藩的外交之道，似乎奉若神明，佩服得五體投地了。但揣摩起來，李鴻章這樣對人言，多少也不免帶點兒“痞子腔”。不錯，李鴻章既在早年做過曾國藩的學生，后來又在曾國藩的幕下多年，他的起家與曾國藩的提攜分不開。他對曾國藩始終不失起碼的尊敬，也的確從“老師”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但從曾國藩的為官生涯看，他并沒有太多地涉身外交事務，而在包括處理天津教案在內的有限外交活動中，也沒有表現出太出色的身手。他的“誠”字外交說，一方面是基于他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學理”基礎，特別是他理學倫理觀的推衍，另一方面，也是出自懾于列強實力強大的無奈。其實，他也明白并說過外夷“論勢不論理”這樣意思的話。既然人家“不論理”，靠一味講“誠”難道就真的能夠打動它？外交，從古到今都是各方為爭競本國利益的較量，可能的敷衍、迷惑和欺騙，不但是外交活動中所不忌用的，而且是其“藝術”構成的一種內容。當然，不能靠胡侃亂說耍無賴辦外交，“痞”亦有道，要有它的“游戲規則”。就此而言，總體上李鴻章要遠比乃師到位。并且，李鴻章在為政方面受儒家學理的牽制遠沒有乃師那樣明顯，他的“功利”色彩要濃重得多。他的所謂“痞子手段”也好，“痞子腔”也罷，無非是想在辦理外交中摻入一些敷衍、迷惑和欺騙對方的策略成分而已。在“弱國無外交”的殘酷法則下，這種招數的大效用自很難說，但曾國藩的“誠”字說也未必真是什么“錦囊”。李鴻章對此想必也是心中有數的，他之所以如此“貶己褒曾”，除了“尊師”的因素外，或許也與他說話對象的身份有關，他是對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庚子西狩叢談》的口述者)如此講的，好話好聽嘛！當然，這樣說并不是否認李鴻章會從曾國藩那里真的領受外交見識上的一些教益，也不是說他們兩人的外交思想和行為迥相抵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