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際，回顧百年中國的憲政歷程，愈發令人感念，先生作為自由主義的先驅，其樸素平實的憲政思想，竟然具有穿越時空的光芒。

胡適先生在百年中國的定位，首先是一位學人，而且與國立北京大學，有著殊勝的因緣，先生的生日，12月17日，正是老北大的校慶日。胡適1917年由蔡元培先生禮聘入北大，開始了漫長的教育家的生涯。

百年中國學術地圖上，胡適先生這一代學人，內心尚有修齊治平的傳統積淀，學而優則仕，多數人走著亦學亦政的人生軌跡，而胡適先生，除了抗戰時期，擔任駐美大使，一生謹守學人的底線，應該說是很不容易的。這樣，胡適先生就與翁文灝、蔣夢麟、羅家倫、蔣廷黻、吳景超、葉公超“出山”的朋友相區別。

同時，胡適先生與醇儒陳寅恪不同，愛惜羽毛的先生，自稱“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天生對政治具有特別的敏感和濃厚的興致，通過主持《努力》、《新月》、《獨立評論》、《自由中國》，胡適殫精竭慮，拓展言論自由的空間，普及民主憲政常識，盡了一份知識分子的責任。

這樣胡適先生走了一條非常獨特的路，先生有言：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政治只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這番話，充分表達了先生對政治的關切。國家不上軌道，正直的學人，都會感同身受，只不過，學養和興味有異，取徑不同而已。

胡適先生“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對現實政治，議論風生，津津有味，但，只是表達內心的感受，決不“下?！薄Ｉ虅沼^的朋友高夢旦、張元濟，都覺得梁任公吃虧在放棄了言論事業，去做總長。胡適內心，也是這樣看待的，所以，決計不做“梁任公之續”。但是，胡適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決不放棄言論的沖動。胡適先生的獨特路徑在于，只“議政”，不“參政”。

先生早歲游美期間，新大陸這塊年輕的土地，竟然具有如此豐厚的民主傳統，令人驚詫不已，也令人低回不已！1912年，正直總統選舉年，年輕的胡適熱忱參“大選”，成為內心民主憲政的“酵母”。胡適先生對民主憲政的自覺認識，首先得益于七年的留學生活，其次，先生的見解，根植于深切的歷史視野，所以，先生質樸平實的見解，比起政治學學養深厚的錢端升，更有厚重之感。

既然，在胡適先生看來，民主政治是一種現代生活，“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經過努力，中國完全可以走上這種道路。胡適先生既是一個試驗主義者，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宏大目標，點滴努力。”

胡適在辦《獨立評論》期間，就曾發生民主與獨裁的討論。錢端升、蔣廷黻、吳景超，這些受過民主熏陶、學養深厚的朋友們，竟然都擁護獨裁，這讓胡適覺得有話要說。錢端升的文章最具有代表性：“我們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個——本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熏陶的。這些人對于犯民主政治的各種制度自然看了極不順眼，但如果我們要使中國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近代國家，我們恐怕也非改變我們的成見不可?！?/p>

《獨立評論》的朋友，竟然擔挑獨立了，不具有底線政治共識。出現這種情形，一方面有些人把民主看得高不可攀，另一方面，可以說是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救亡壓倒了啟蒙。這也是落后國家的“囚徒困境”。

胡適先生指出，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于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從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按理說，類似民主與獨裁的爭論，應該發生在英國、美國這樣率先進入憲政的國度。因為，那時候，民主憲政還沒有成功的標桿，那么，肯定有一幫老輩諄諄告誡那些后生：既然連民主的概念，都那么模糊，歷史上沒有搞過，何必舍近求遠、標新立異呢？

歷史的吊詭在于，民主憲政的先進國家，通過努力和實干，生長出一套憲政的制度安排，而落后的中國，1933年，現代學人還在探討新式獨裁的可行性，怎么不令胡適先生感慨萬千呢？胡適先生坦誠告訴朋友們，中國既無獨裁的必要也無可能。

胡適先生不愧是新文化運動的巨擘。筆者看來，這場運動，既是文藝復興，又是啟蒙運動，從此，中國人不迷信孔夫子，不以孔子定是非。

可是，時過境遷，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后，卻開始建立新的現代迷信，胡適先生覺得，真是不可思議，驚詫莫名！

原來，國民黨從總理孫中山那里，尋找政治構架的合法性?！爸y行易”、“先知先覺”、“軍政、訓政、憲政”，都是孫中山經常掛在嘴邊的話，無奈，歷史沒有給他更多實踐政治理想的機會。

國民黨一上臺，便開始對孫中山搞造神運動，以孫中山的是非定是非。秉持自由理念的胡適先生，倍感壓抑，北洋政府固然很糟糕，激發了自己談論政治的沖動，《我們的政治主張》，就是胡適的鋒芒初試，呼喚一個好政府。北洋政府，一方面沒有搞造神運動，另一方面賄選丑聞不斷，但畢竟還是保持國會的安排。國民黨比起北洋政府，號稱先進，竟然，“公仆”還要訓練“主人”參政的能力，何時結束訓政、開辟憲政，既沒有路線圖，也沒有時間表，簡直是開歷史的倒車。

這時，正值胡適先生卜居上海，與老友徐志摩、余上沅、梁實秋、潘光旦、聞一多、饒孟侃，將新月社由松散的沙龍，變成比較緊密的社團，《新月》時期的胡適先生，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時評政論，大氣磅礴，酣暢淋漓，大有“糞土當年萬戶侯”的錚錚鐵骨。

胡適先生《新月》時期，先后寫出《人權與約法》、《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知難行亦不易》、《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痛陳時弊，言辭激越：“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

胡適先生認為，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種教育，人民參政并不需要專門的知識，而是參政的經驗?！齻€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這便是民權主義的根據。怕只怕民眾不肯出來參政，只要民眾肯出來參政，一回生，二回便熟了。

胡適先生終其一生，是一個平和的自由主義者，先生的“理想國”——古老的國度，實現民主憲政。胡適先生曾經隱忍過，退讓過，但是，平生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也不回避危險。

胡適和蔣廷黻兩位先生，所走的道路，不少學者翹首以盼，但，兩位先生，對于入閣，有著理性的判斷，堅守著底線倫理，保持了獨立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