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豪蘇軾有一個令人羨慕的家庭，“蘇門三學士”都考中了進士，一時被傳為佳話。

宋徽宗初年，蘇軾的弟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要嫁女兒。為了給女兒籌辦嫁妝，蘇轍特地賣了他在河南新鄉購置的一塊好地，湊了“九千四百緡(mín，古代計量單位)”，讓女兒帶進了婆家。

“九千四百緡”就是9400貫，雖說當時已經是北宋后期，通貨膨脹，貨幣貶值，但是1貫也差不多相當于現在的300元人民幣的購買力。那么9400貫相當于現在的多少？282萬元！之后，蘇轍在日記里說，他這是“破家嫁女”。換言之，為了給女兒辦嫁妝，他幾乎傾家蕩產。

能夠考中進士，并且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家境自然不會差到哪里去，那么蘇軾的弟弟蘇轍為何嫁一個女兒就嫁得傾家蕩產呢？

古代就有婚前財產公證制度

蘇轍嫁女傾家蕩產卻與最近熱炒的“婚前財產公證”問題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最近因為一系列婚前財產公證而議論紛紛的“輿論界”，隨著《婚姻法》新解釋的出臺，論戰逐漸白熱化。

11月15日，最高法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解釋(三)》征求意見稿。根據意見稿，婚前所買房屋將可能成為個人財產，而非夫妻共同財產。這條意見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和熱議。人們覺得現在的婚姻就是“愛情買賣”，一切都被物質化了。

其實，婚前財產公證沒什么可討論的，在最講道德倫理的古代，早就有成熟完備的婚前財產公證的法律制度。宋朝時，父母在嫁女兒之前，也會替女兒立好婚前財產公證，以便一旦離婚，女方的嫁妝及嫁妝換錢后置辦的房子等財產仍歸女方所有。

“婚前所買房屋是個人財產，而非夫妻共同財產。”這一規定古已有之，而且，在宋朝時就已經出現相當完備的法律規定，打離婚官司分割財產的事情均有法可依，且有執行過的案例記錄留世。

宋朝的司法部門明確支持，女方的婚前財產包括婚前所買房屋在離婚后仍歸女方所有。父母在嫁女兒前，會替女兒立好“婚前財產公證”，約定如果以后離婚，女兒婚前的房子和地全都要一個不少地帶回來。僅憑這一點，宋朝就無愧于歷史上最具人文關懷的時代之一。難怪金庸等許多現當代名人在接受采訪時都說，如果能回到古代，最愿意做宋朝人。

財產原來是誰的，離婚時就是誰的

“離知”是宋朝的法律術語，也叫“兩離知”或“離”。大家都知道，休妻一般是男方主動，而“離知”則是男女雙方平權，相當于現在的離婚。

宋朝時期規定，男女雙方如果鬧離婚，女方當初陪嫁過來的嫁妝仍然全部屬于女方，不管婚后男方給了女方多少錢，也不管夫妻雙方婚后擔負了多少債務，都不能用女方的嫁妝去還。

同樣，離婚時女方不得拿走男方的一點家產，只能拿走原本就屬于自己的嫁妝。

宋朝時期的嫁妝是一個相當特殊的財產種類。嫁妝并不是單獨注冊在妻子名下的產業，官府要求財產都要以戶為單位登記在男戶主名下，不管實際上他是否活著。然而，雖然女方的嫁妝全部要登記在男戶主的名下，但是具體的產業則要求明確地標示出來，這個事實關系到對嫁妝的恰當使用，不僅女人有生之年有權掌管它，而且還與確立的所有繼承人有關。

在兄弟同財共居時期，妻子的嫁妝被視為“妻財”，分家時不在分割的范圍內;在夫妻“離知”時，法律將保護女方的婚前財產，即嫁妝或嫁妝換錢后置辦的房子、田地等財產仍歸女方所有。

宋朝有一本著名的法官判詞大全，名為《名公書判清明集》，系判牘匯編，輯錄了南宋時期朱熹、真德秀、吳毅夫、陳子華、徐清叟、王伯大、蔡抗、趙汝騰等28人擔任官吏期間所作的一些判詞。本書現僅存“戶婚”一門，共22類，計117條，絕大部分屬于民事案件的判詞。其中記載了這樣一條南宋法官的判決案例：

南宋時期有一個姓陳的老頭，一紙狀紙把他的兒媳蔡氏告上公堂，言其兒媳蔡氏把他家的田地多少多少畝和3間房子賣了，他要追回這個損失。判案的官員調查之后發現，這些田地和房子是蔡氏以前用自己的嫁妝換了錢后買的，后來又把它們賣了，而陳老頭卻說兒媳婦嫁到自己家，房子就是自己家的。

最后，這個官員依照宋朝的律例判決說，凡是女方用自己嫁妝購買的田產，包括從自己娘家陪嫁過來的田產，都不屬于男方家族，不管婚前還是婚后，都是女方的個人財產，因此判決陳老頭敗訴。

不僅如此，這個主判的官員還給蔡氏寫了一個證明，叫“田宅契”，相當于今天的土地證和房產證，官方證明這個田產就是屬于蔡氏個人所有，“以杜絕他日之爭”。就這樣，這場官司就此息事寧人。

宋朝的法律有效地保護了在婚姻中很容易處于劣勢地位的女方。《名公書判清明集》里還有一例妻子譴責丈夫未經她的同意賣掉女方嫁妝的案件，這對丈夫侵吞妻子嫁妝后，再去休掉女方的惡行進行了制約。

由此可見，對婦女財產的保護不只是一紙空文，在具體的實踐領域，這項法律條令早已開始適用。

嫁女兒比娶媳婦要貴多了

婚前財產公證是一把雙刃劍，它既保護了婦女的財產權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反過來，婦女也不得染指夫家的財產。

要知道，古代的婦女是不事生產的，不生產，也就沒有新的財富，所以說，真正一輩子屬于婦女自己的財產，只有婚前陪嫁過來的嫁妝。女方父母怕女兒去了婆家受欺負，或嫁妝少了在姑嫂之間無地位，都拼命地增加陪嫁，所以宋朝姑娘出嫁，往往帶著大量的土地和房子。

因此，宋朝嫁女陪嫁甚豐，與歷代相比，宋朝人的財富相對比較富足，所以宋朝人很要面子，做什么都講排場，所謂“風俗奢靡，日甚一日”，在婚嫁方面更是花樣百出。從北宋中后期開始，女子的嫁妝越來越多，不僅有家具、首飾、銅錢，還有土地、房子，有時候多得嚇人。特別是有錢人家嫁女兒，那陪嫁絕對是“富二代”的標準，動不動就是多少間房、多少畝地。

由此看來，也難怪貴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老先生，嫁個女兒都快傾家蕩產了，畢竟蘇老先生是個文化人，自然比不得那些官二代、富二代了。

如此大量的財富流轉，自然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所以婚前財產的歸屬最后由國家正式出臺了一個古代版“《婚姻法》司法解釋”，很早就確立了婚前財產公證的法律制度。

嫁妝如此厚重，相比之下娶媳婦的彩禮自然遜色多了，范仲淹老先生有一條家規，可以很明確地說明這個問題。

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和文學家范仲淹，曾任宰相這樣的高官，自然積蓄不少。范仲淹發家之后，一個人把整個家族全養了起來，家族里不管誰家辦紅白喜事，都是范仲淹出錢資助。為了做到不偏不向，范仲淹定了一個規矩：凡是族里男孩娶親，彩禮都要按20貫的標準去送;凡是族里女孩出嫁，嫁妝都要按30貫的標準去置。很明顯，給女孩辦嫁妝要比給男孩送彩禮負擔重。

按照當時的購買力來換算的話，范仲淹所說的1貫大致相當于現在的4000元，20貫即8萬元，30貫即12萬元。也就是說，在范仲淹的家族里，男孩娶親需要送8萬元的彩禮，女孩出嫁則要帶12萬元的嫁妝。

可以說，嫁個女兒比娶個媳婦貴多了，如此反差巨大的性價比，更是給重男輕女的學說增添了市場。

“佳婿”太金貴，一般人嫁不起

嫁女需要豐厚的嫁妝，娶媳婦者自然就有一夜暴富的機會。

南宋淳熙年間，太學生黃左之登第后，做了汝陽王的女婿，便“得奩具五百萬”，頓時“花窮薄為富豪”。

可見，在宋代想得到一個“佳婿”，要付出多么大的代價。在當時就連宋神宗的弟弟楊王趙顥，都因為女兒太多，又差不多都到了可以婚嫁的年齡，然而楊王趙顥畢竟私產有限，不得不向宋神宗伸手，提前預支一些俸祿。

因此，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范》卷中說：“有生一女而種杉萬根者，待女長則鬻杉以為嫁資。”家里生了女兒如果不早種杉樹作準備，等到女兒長成之時，不是債臺高筑，就是嫁女失時。這也是為何宋朝盛產“剩女”的原因之一。當時可真是富了一群女婿，窮了一幫丈人。

同樣，婚前的財產對于女人來說至關重要，如果女方出嫁時，沒有任何嫁妝，一般的家庭是不會答應迎娶的。

在宋人劉府的筆下，曾記錄了一個官員女兒王瓊奴的故事。她曾錦衣玉食，擅長刺繡且會作詩，十幾歲時父親被免職，返家途中父母雙雙過世。瓊奴的兄嫂掌握著大部分家產，因為沒有嫁妝，未婚夫拒絕娶她。最終，留在瓊奴身邊的一個老仆人說服她給一位富官做了妾。劉府描寫了瓊奴此時的慘狀，經常被富官的正室妻子毆打。

在宋朝，為了界定婚前財產的歸屬，女方的父母會在女兒出嫁前，也就是雙方訂婚的時候，將嫁妝清單列好，上面一條條地寫著“某物有多少”。男女雙方要把所有陪嫁的田、房、財產一個一個寫清楚，然后雙方共同簽字。萬一以后夫妻離婚，這張紙上的所有東西女方都要帶回娘家，一個都不能少。這就是我國較早的婚前財產契約，也就是現在的婚前財產公證。

婚前財產公證不是好事

以史為鑒，雖然婚前財產公證能夠省卻很多的麻煩，但是帶來的麻煩也不少。拋除夫妻之間的信任問題，對于整個社會來說，這都不是好事。

如果任其發展，就像宋代一樣，平時疼愛自家千金的老丈人們個個比賽看誰給的嫁妝多，社會上又像古代一樣“男貴女賤”，難道不是開歷史的倒車嗎？到時有什么男女平等可言？而且現在有的女人比男人還能賺錢，未來社會是不是“女尊男卑”，猶未可知，如果真是那樣，更成一鍋粥了，社會哪有什么秩序可言。

作為一個男性，自然樂于見到未來的妻子帶著一大筆嫁妝而來，但是作為一個冷靜的旁觀者，我認為包括我在內的未婚者在選擇婚姻的道路上，需要更多的理性，畢竟，只有最適合的才是最好，如果兩人合不來，錢再多有什么用呢？家和才能萬事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