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中國爆發了武昌起義。起義的勝利，逐步使清朝走向滅亡，并建立起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是亞洲和中國走向民主共和的開端，在中國歷史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武昌起義軍事總指揮為蔣翊武，參謀長為孫武，總理為劉公。起義軍掌控武漢三鎮后，湖北軍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

孫武作為留日青年，一直假托孫中山弟弟在中國開展革命，那么革命成功后，為啥沒有成為湖北軍政府都督呢？而讓庸人黎元洪上位？

假托孫中山弟弟在國內開展革命

孫武（1879—1939），湖北夏口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志士，辛亥武昌起義領導者之一。

1896年考入武昌武備學堂。畢業后歷任湖南新軍教練官、岳州威武營管帶等職。1900年，唐才常組織自立軍，孫武被為推岳州司令。1904年考入日本成城學校。1905年11月，孫武畢業回國，加入武昌日知會，并幫助劉靜庵辦江漢公學。1908年又考入日本入大森軍事講習所。后與焦達峰等在東京組織共進會，任軍務部主任，返回湖北策劃革命。梧州起義失敗后，逃往香港，并加入中國同盟會。1908年，孫武再度赴日，入大森軍事講習所，研究野外戰術及新式炸彈。1908年8月，孫武與焦達峰等在東京組織共進會，任軍務部主任。不久，被推為湖北主盟，回鄂策劃革命。

1909年，共進會編會黨為五鎮，旋赴梧州參加起義，事敗后退居香港，經馮自由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并假托孫文之弟的名義開展工作。不久，返漢口創辦《雄風報》。孫武主張實行“抬營主義”、“借矛奪盾”，由聯絡會黨轉而運動士兵。

1911年9月24日，孫武被武漢共進會、文學社等團體推為主席，準備組織武昌起義，并被推為革命軍參謀長。1911年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試驗炸彈，爆炸負傷撤退，引起清軍大搜捕，致使革命黨人于10日倉促起義。

為啥黎元洪做了湖北都督？

在中國人的印象中，黎元洪是一個軟弱無能的代名詞。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庸人，這樣一個“無用之庸劣懦夫”（譚人鳳語），這樣一個“下為一家之長，將不足以庇其家，出為一國之長，必不足以保其國”的良善暗懦之人（嚴復語），卻能成為辛亥革命第一槍打響之后的鄂軍都督，此后兩任民國總統，他是受菩薩護佑，運氣好呢，還是別有情由？

尤其是武昌首義，本由革命黨人所組織、發動，為什么最后選中了素無革命思想，甚至在起義當天親手殺了兩個革命黨人的黎元洪當領袖？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被后人奉為信史，且以其記述為證。武昌起義后一日（1911年10月11日）上午，革命黨人集合在湖北咨議局開會：“眾以秩序急須維持，而革命軍諸首領黃克強、宋教仁、劉公、蔣翊武、孫武等均不在城（武昌），乃強脅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為都督。”（《辛亥武昌起義之革命團體》）

說明白一點，武昌起義成功的時候，革命黨人領導都不在湖北，所以讓黎元洪撿了便宜。

武昌起義時，為啥革命黨人不在武昌？

武昌起義之時，黃興、宋教仁、居正、譚人鳳等革命黨領袖人物都不在武昌，絕不僅僅是一個巧合，而關系到革命黨的軍事策略之失誤。

依孫中山的革命藍圖，以武裝起義為手段，“先據有一二省為根本，以為割據之勢，而后張勢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這“一二省”，他選在了兩廣和云南，而非內陸地區，所以我們看到，從1895年的廣州起義，到1911年的黃花崗起義，此間大多武裝暴動，都爆發于廣東與廣西。領袖的方略，自然影響了其同志的心態。

1911年9月，湖北的黨人請坐鎮上海運動革命的宋教仁、譚人鳳等前去主持起義，宋教仁始終猶豫不決——他猶疑的背后，大抵是對湖北革命的輕視和悲觀（武昌起義的爆發與成功，對革命黨人而言更像是意外之喜）——譚人鳳正病重住院，為此“憤極”，后來抱病與居正坐船去武漢，卻已經晚了，當他們行至九江，“而黎元洪為都督之名義，已喧囂于耳鼓矣”（譚人鳳《石叟牌詞》）。

再說湖北的革命領袖，事前推舉的臨時總司令蔣翊武因炸彈事故逃亡，不知所蹤（依馮自由所記，蔣逃到了岳州）；被炸藥燒傷的孫武與原定的都督劉公都在漢口，漢口與武昌卻有一水之隔，武昌起義后二日，即10月12日，漢口才得以光復；推舉都督一事，則在11日。

領袖不在，義軍之中就沒有一個軍官能夠擔當都督之職嗎？原來，領導武昌起義的熊秉坤、蔡濟民等人，只是新軍的班長、排長；起義那夜，被匆忙拉入革命隊伍的吳兆麟，是工程營左隊隊長（相當于連長），在義軍里面，這已經是高官，所以熊秉坤等推舉他擔任義軍的臨時總指揮，由其發號施令。這批人，引爆革命，沖鋒陷陣，自無問題；起義成功之后，執掌一省軍政、民政與外交，甚至如孫中山所規劃的那樣“張勢威于四方，奠定大局”，實在是勉為其難。

參加武昌起義的士兵并不全是革命黨人

有人會說，英雄不問出處，況且，熊秉坤、蔡濟民、吳兆麟無都督之才，所謂的庸人黎元洪便可勝任嗎？于是有了一種流行的說法，革命黨人推黎元洪上位，主要借重其聲望與德行（官居旅長，參加過甲午中日海戰；有煦煦之仁的長者風范，平素對部下尚知愛護），以安定地方，收拾人心，號召諸省響應義舉。

這是一個理由，卻未必是最重要的理由。我們再來斟酌一些歷史細節。譬如開會的地點為什么會選在湖北咨議局呢，革命黨人為什么要去立憲派的大本營商議武昌之善后事宜？據張難先回憶，當日與會者，不止是革命黨人，蔡濟民還邀請了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副議長夏壽康、張國榕及若干議員。這足以表明革命黨與立憲派的合作，主動而坦誠；立憲派的實力以及對革命的態度，則奠定了合作之基。

誠心合作的革命黨人，原本屬意立憲派的領袖湯化龍擔任鄂軍都督。湯化龍事后對李廉方說：“革命黨人來（咨議）局時，曾以都督相推。予未有絕對拒絕意。子笏（胡瑞霖）則力持不可。其意以予與革命黨素無密切關系，又其時成敗尚未可知。”故他以非軍人、不知兵為由，堅辭不就。隨后，議員劉賡藻——他雖是同盟會員，卻與武昌首義無關——提議以黎元洪為都督。黎的名字，就這樣被提上了歷史的議程。

需要補充一點，如周錫瑞所言，當時參加起義的士兵，并不全為革命黨人，有些是被迫卷入了兵變，包括吳兆麟這樣的指揮官（據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吳“參加過日知會，其后便與革命同志沒有什么來往。工程營起義之時，他溜了出去，被汪長林遇到，連拉帶勸的引至回軍械所，受熊秉坤及一般同志的推戴，當了臨時總指揮”；譚人鳳《石叟牌詞》亦強調吳兆麟“先本未與謀”，乃是“不得已”參加革命），以及領導漢陽起義的隊官宋錫全（后擔任鄂軍第一協協統）等。他們對革命黨領袖并無忠誠的情感，更容易接納原來的上司（見周錫瑞《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提名黎元洪，正中其下懷。

革命方略的錯位，革命黨領袖的缺席，革命黨與立憲派的合作意向，立憲派的推舉，吳兆麟等處于革命邊緣的軍官的呼應，革命黨人的順水推舟，合力之下，黎元洪，作為最不壞的人選，被憤怒的士兵從床下拖了出來，推上了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的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