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陳布雷在南京對《文匯報》的徐鑄成說：“我們國民黨的舉措的確是不能盡如人意的，但是，再腐敗，我看至少二十年天下總可以維持的。”到了1948年，他就沒有這樣樂觀了，他在回答寧波同鄉、立法委員毛翼虎時，用緩慢低沉的語氣說：“‘勢力’兩字要分開來，勢是形勢、力是力量。論‘力量’，國民黨陸、海、空軍優于共產黨，問題在于‘形勢’這個詞。”

毛認為陳布雷已看到總的“趨勢”。在他身后僅僅幾個月，南京城頭就插上了紅旗。一個一心想向往文章報國的讀書人卻做了為他人作嫁衣的幕僚，最終為一個王朝殉命，這是大時代的悲劇，這樣的悲劇和他的同學、朋友邵飄萍遭到槍殺等事件一起成了動蕩不寧的亂世中國的主旋律，言論報國的代價是那么沉重，然而舍棄言論事業、做了蔣介石幕僚的陳布雷付出的代價也一點不輕。臨死前不久，陳布雷感嘆：“我搞了大半輩子的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從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蔣先生手下，以至無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陳布雷在杭州度過了年輕的求學時代，曾在杭州做過浙江教育廳長，杭州的山水是他所熟悉的，他曾產生過退隱西湖的念頭。他晚年對妻子表示：“宋代的臣子老了，可以退休，到那青山綠水的去處領一座寺院，頤養晚年。我頗想到杭州置買一塊田地，不管價錢多高，為我退隱先作一點實際準備。”結果，一生清廉的陳布雷動用多年的一點積蓄，在杭州九溪十八澗徐村買了一塊地。也許不曾想到，退隱不成，這里倒成了他永遠的歸宿之地。

1948年11月12日夜，陳布雷在南京黯然自殺，他的遺孀王允默當面向宋美齡等謝絕國葬和公葬：“先夫生前因愛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莊附近購地一方，并有終老故鄉之想。故長眠之地，似宜擇定杭州，并即在該地筑造一普通平民之簡單墓穴，碑刻‘慈溪陳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鐫刻職銜，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遺言謂，書生報國，恨無建樹，且今日國家變亂，人民流離失所，更何忍糜費國家金錢以為一身榮哀。”

據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日記，當年11月19日下午2點陳布雷的靈柩專車從上海到達杭州，由洪蘭友率領，家屬一二十人，在車站公祭，然后步行執紼到四明公所，接受各團體的公祭。12月10日上午10點，竺可楨帶著胡剛復、鄭曉滄等浙大同事到九溪十八澗徐村參加陳布雷葬禮，他們到時靈柩已將入穴，浙江省主席陳儀主祭，禮畢即散。

這一天，天氣陰霾，冬雨霏霏，送葬的行列中有蔣經國，穿著藍布長衫，默默步行。陳布雷生前實際上已覺察到了“勢力”的消長和變化，他的“勢力”論可謂一語中的，除了選擇自殺，他已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死對他也許是一種解放。幾個月后，1949年4月23日南京易幟，5月3日拂曉，解放軍先頭部隊經九溪十八澗附近進入杭州，山河變色，這一切，與長眠在杭州蘿卜山下的陳布雷已沒有關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