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熱”持續不退，提起民國時期的教育，似乎總是那么令人神往。其實，民國時期的教育，也是由多方面組成的，比如，考試制度就是民國教育中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

近些年來，學者們撰寫的關于民國教育的文章已經很多了，談及師資力量、教師素質、講課特色等諸多方面，而民國的考試制度其實也極有特色，老師們在評判試卷時，那種靈活的評判方式，無疑給了學子們自由發揮的空間，也是他們日后能成為棟梁之材的一個重要原因。

錢穆是國學大師，晚年的時候，他曾寫了一部《師友雜憶》，書中，有一部分章節記述了自己的教育經歷，其中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讀中學時的一次考試。

那是一次地理考試，只有4道題，滿分100分，每道題25分，錢穆拿到試卷后，從第一道題開始審題，審到第三道題的時候，他興奮了，原來啊，這道題的內容是關于長白山地勢軍情的，他對這個問題一直很感興趣，此前曾讀過很多這方面的資料，所以看到這道題之后，便情不自禁地開始答題，而且不是“為了答題而答題”，完全是興之所至，洋洋灑灑地盡情揮毫，早已經忘了自己當時是在考場上。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總算把這個題目答完了，便從頭到尾開始檢查，可就在此時，交卷的鈴聲響起，可他只顧著全神貫注地答第三道題，余下三道題，他一個字也沒寫，但已經來不及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

按照常理推算，錢穆的這次考試，是不能及格了，因為他只答了1/4的題，即使那道題給他滿分，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發下來后，錢穆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得了75分！

原來，負責這次判卷的是史學大師呂師勉，呂先生看到錢穆的卷子后，發現他雖然只答了一道題，但這道題答得特別出色，論證合理、充分，對于一個中學生，能做到這一點，實在是難能可貴。呂先生素有愛才之心，他就錢穆的這道題寫了長長的批語，對錢穆的答案給予了高度肯定，同時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處，并給出了75分的成績，使錢穆僅憑一道題就及格了。

由此可以看出，作為評卷人的呂師勉，并沒有按照僵化的規定去評卷，而是用靈活的方式，對學生的創造力進行鼓勵。這不正是我們今天應試教育中所缺少的嗎？

學者傅國涌的《民國年間那人這事》一書中，也記述了民國年間的一次考試。

那是發生在重慶南開中學的一次考試，南開中學當時有個學生，叫謝邦敏，這個學生嚴重偏科，他極有文學才華，但數、理、化成績卻很糟糕，1941年，謝邦敏即將畢業，參加畢業考試，當考到物理一科時，卷子發下來，他發現自己幾乎一道也不會做，就索性交了白卷，但他在卷子上即興寫了一首詞：“曉號悠揚枕上聞，余魂迷入考場門。平時放蕩幾折齒，幾度迷茫欲斷魂。題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電磁溫。今朝縱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組人。”這首詞，不但有一種玩世不恭的調侃味道，而且還為自己交白卷進行了辯解，可想而知，如果讓一般的批卷老師看到，會氣成什么樣！

幸運的是，當時負責給謝邦敏判卷的老師，是魏榮爵(解放后為我國中科院院士)。魏老師的教學水平之高、教學態度之嚴謹都是有口皆碑的，更難能可貴的是，面對謝邦敏的白卷和詞，他沒有一氣之下判個零分拉倒，而是通過這首詞，發現了謝邦敏在文學方面的出眾才華，認為謝邦敏的物理雖然交了白卷，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文學才華，不能因此讓他拿不到畢業證而影響他未來的發展，這樣的學生，應該給予適當的鼓勵，所以，魏老師在評卷時給謝邦敏寫了一首詩作為評語：“卷雖白卷，詞卻好詞。人各有志，給分六十。”

正因如此，謝邦敏才順利地拿到了畢業證，后來考入西南聯大法律系，并成為北大教授。新中國成立后，被任命為北京第一刑庭庭長。

“人各有志，給分六十”，這樣開放的標準，真是一種難得的境界！

南開中學的校訓是“允公允能，日新月異”。1945年，南開中學舉行作文比賽，題目是“論述南開精神”。有一個高一學生想到南開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學”，“日新月異”就是破舊立新，他越想越激動，便洋洋灑灑地寫了起來，但他在寫的時候，由于太心急，以至于“字跡潦草，墨跡斑斑，卷面骯臟”，按理說，這樣一張不整潔的卷子，老師看到后一定頭疼得很，可是，考試結果出來后，他竟然得了第二名，后來，喻傳鑒主任親自找他談話，對他說：“你知道你寫得這樣亂為什么還得了第二名嗎？……就因為你論述南開精神有獨到之處……可見你肯于思索，有頭腦……現在的中國就是需要民主、需要科學啊！”

從這些事例可以看出，民國時期雖然也有考試，也有關于考試成績方面的硬性規定，但在執行過程中，卻具有靈活的一面，教師在評判學生的試卷時，不是機械地按照僵化思維去做，而是結合學生的具體情況，給予更多的人性化關懷，從而保護了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也促進了學生的成長、成才。他們知道：“考試不是衡量一個學生的絕對標準，人的本身才是目的、是尺度、是根本，其他的一切都是從屬的、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