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門之變”，是改寫明朝政治走向的一件大事。事情說起來很簡單，明代宗病了，不能理政，石亨、徐有貞、曹吉祥、張軏等人趁機發動武裝政變，攻破南宮，迎立被軟禁在此七年之久的太上皇帝明英宗復位。

應該說，這是一次有預謀、有組織的成功政變，政變從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四更，到十七日拂曉，前后也就幾個小時的時間。石亨、徐有貞、曹吉祥、張軏等人率領子弟、家兵千余人，用暴力手段叩破南內宮門，請上皇明英宗升坐輿駕，從東華門進入了奉天殿即位。那么，這里面有個問題，政變搞出如此大的動作，當時身為明代宗心腹的兵部尚書于謙是否知曉，當晚他又在干什么呢？

對于政變當晚，于謙近乎缺位的行蹤，《明史》中的《英宗紀》《景帝紀》《于謙傳》中均無記載，難道于謙當晚真的失蹤了？這不可能。

那么，當晚于謙在哪里呢？《明史·于謙傳》載，“謙自值也先之變，誓不與賊俱生。嘗留宿直廬，不還私第”。說于謙為了抵御也先，舍小家，顧大家，經常在朝廷留宿值班。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覽志馀》中云，“又云少保公當國時，往往宿朝房，不歸私第屬”，與《明史》吻合。說明，于謙心系國家，時時處處以國家大事為己任。政變前夕，明代宗病重，于謙更應該留在朝廷。

既然于謙留宿值班，就應該在兵部衙門。清人談遷在《國榷》“天順元年正月”條中認為，“于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若奪門之謀，懵然不少聞，何貴本兵哉？或聞之倉卒不及發耳。”談遷的說法，至少明確了一點，即于謙當晚已經獲悉政變。《西湖游覽志馀》記載，“景皇帝大漸，石亨等謀擁南內，府尹公知其謀，奔扣告變，少保公呵曰：小子何知國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說明，于謙在獲悉石亨等人政變后，非常從容淡定，一副置身事外的架勢。

于謙為何如此表現？筆者認為這是于謙的苦衷所在。于謙為人古板耿直，士大夫氣息顯著，有一顆慷慨報國之心。在他看來，誰當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國家安定，天下太平。所以，明英宗被俘后，國內無主，他便力主郕王朱祁鈺稱帝，填補權力真空，號令天下，挽救大明帝國。面對瓦剌人以明英宗為人質相要挾，當他說出“社稷為重，君為輕”的話后，他已經不知不覺站到了明英宗的對立面。

于謙跟明英宗的過節遠遠還沒有結束。當明英宗歸國時，明代宗不愿接納，于謙又說了一句“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這話給了明代宗一顆定心丸，也定下了明代宗即位既成事實、誰都無可撼動的調子。明英宗能夠安全歸國，盡管于謙的策略起了決定性作用，但他此刻已經深深得罪了明英宗。只要歸國后的明英宗活著，于謙的地位就極其尷尬，處境也極其兇險，當然從內心講，于謙是不希望明英宗重新掌權的。后來，明代宗病重，又沒有別的兒子，立誰為繼承人是個亟待解決的大問題。正在明代宗病重且猶豫不決之際，“奪門之變”發生，石亨等人伺機發動武裝政變，迎明英宗復位。

正如談遷所言，石亨等人政變的事，當時身在兵部的于謙是知道的。以于謙當時的身份，少保、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在危急之際召集人馬鎮壓叛亂易如反掌，但于謙沒這么做，甚至沒有這么想，原因很簡單，他是大明帝國的臣子，一貫“以社稷安危為己任”，始終揣著一顆公心，面對政局突變，自己何去何從，結局如何，他沒考慮或很少考慮，他認為只要社稷安定，至于他“一腔熱血，意灑何地”，無所謂。這種視死如歸的文天祥似的士大夫氣節，在于謙身上得到了酣暢淋漓的展現。

關于于謙當晚的表現，明代文學家屠長卿這樣記述，“奪門之役，徐石密謀，左右悉知，而以報謙。時重兵在握，滅徐石如摧枯拉朽耳。……方徐石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為動，聽英宗復辟。……公蓋可以無死，而顧一死保全社稷也。”說于謙之所以按兵不動，任由政治死敵明英宗復辟，完全是出于公心，畢竟當時明代宗病重，長期不能臨朝，又不肯立太子，導致朝野不安;如今，年富力強的明英宗復辟，盡管會對自己不利，但對社稷、臣民有利，于謙死而無憾。

于謙雖然沒出手，但侍衛都督范廣出手了。《國朝獻征錄》載，“是月壬午四更，亨與軏、吉祥等……請上皇升輿，從東華門入奉天殿即位，侍衛都督范廣御戰”。明人許浩《復齋日記》也有相似記載。范廣是于謙的心腹愛將，他冒死抵抗，應該有保全于謙的意思，但最終失敗了。次日凌晨，鐘聲響起，于謙整理服裝，從容上朝，結果被明英宗當場逮捕，五日后處死。《復辟錄》稱，“圣旨：于謙……這廝每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糾合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石亨)等擒殺，迎立外藩以樹私恩，搖動宗社。……欽此”，顯然是明英宗故意加罪于于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