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這位被史家譽為“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的“小太宗”，卻在晚期的宮庭生活與冊立儲君的問題上留下了人生最大的遺憾。在宮庭生活方面，為了長生與縱欲，不惜大量服食丹藥而送命;在冊立儲君的問題上，因為立儲太過糾結，以至延宕時日，臨終儲君尚未正式確定。加上彌留之際，所托非人，因此造成兄弟覬覦帝位，給了宦官得以私自擁立新君，重新執掌權柄的機會。就這樣，唐宣宗自已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小貞觀”之治，很快便土崩瓦解了。也正是唐宣宗這一人生最大的遺憾，讓大唐王朝的最后時刻，真的很快就到來了。

唐宣宗共有十二個兒子，他在會昌六年(公元846年)登上皇位后，便封長子李溫為鄆王、二子李渼為雍王(大中六年薨，追冊為靖懷太子)、三子李涇為雅王、四子李滋為夔王、五子李沂為慶王。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十月，戶部魏侍郎進言：“如今天下無事，惟有未立儲君，是臣下最為憂心的大事。”說著說著便淚流滿面起來，群臣也都很看重立儲這件事，可英明的唐宣宗卻未置可否。

原來，因為唐宣宗不愿意立皇后，所以太子也就一直未進行冊立。又因為他素來不喜歡長子李溫(其他兒子都住在宮中，只有李溫住在宮外的十六王宅)，因此他也沒有立李溫為太子的打算。他喜歡的是四子夔王李滋(雍王死后，成為三子)，因為李滋的性格和他類似，故而想立李滋為儲君。但又擔心廢長立小，亂了次序，會遭到群臣的反對，也會造成兄弟反目。這讓他十分糾結，因而東宮久未建立。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唐宣宗讓宰相裴休暢所欲言談談當前的時政大事。裴休提出，早立太子，便是天大的事。宣宗說：“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資治通鑒》語)嚇得裴休再也不敢對立儲君的事發言了。立儲之事就這樣一直延宕了下來。

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唐宣宗因服丹藥中毒，疽發于背，而且已經非常危重了。一個多月來，宰相與朝臣都無法見到皇帝。彌留之際，唐宣宗密囑內樞密使(宦官)王歸長、馬公儒及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一定要立夔王李滋為太子。這三人與右軍中尉(宦官領禁軍)王茂玄都是宣宗皇帝平日所器重的，唯有左軍中尉王宗實不和他們一條心。三人擔心王宗實會從中作梗，便定計先調他去當淮南監軍。于是，王歸長派人向王宗實宣讀偽造調左軍中尉為淮南監軍的圣旨。當時，王宗實已經受敕，即將出城。左軍副使對王宗實說：“圣上病重，已經逾月，中尉平日只能隔門請示起居。今將中尉調至淮南監軍，實在真偽難辨，何不見圣上一面，以辨真偽，再走不遲。”王宗實頓時大悟，重新入宮，此時諸宮門已增派衛士，王宗實帶著副使從側殿直入寢殿。哪知寢殿里面傳來哭聲，原來皇帝已經殯天，正位東首，眾嬪妃環繞哭泣。王歸長、馬公儒及王居方三人正在寢殿安排后事，準備擁立夔王李滋繼承皇位。

王宗實大聲喝斥道：“圣駕已崩，為何不先詔告天下？卻這般鬼鬼祟祟，在背地里搞陰謀詭計，你們到底想做什么？”說到這里，便從袖中取出調動敕旨，擲給王歸長等三人，喝道：“皇上大漸彌留之際，哪里來的這道圣旨？顯然是你們在搞鬼。你們自己考慮清楚，假傳圣旨，該當何罪？”王歸長等只有管理內侍的權力，卻無法調動禁軍，能調禁軍且與他們同心的右軍中尉王茂玄又不在現場。因此，當王歸長等忽然看見王宗實闖進寢殿時，已經懼怕了三分，又被他一頓喝斥，揭露矯詔隱情，越發覺得心虛畏罪，當時便嚇得面無人色。三人齊齊跪在地上，捧著王宗實的腳，請求饒命。王宗實假意道：“立嫡以長，古今使然。汝等既已知罪，速即起身，往迎新皇，以便稍圖自贖。”三人連滾帶爬地站起來，往迎新君去了。其實，迎接新君的差使哪里還有他們的份！

這里有一個無法解開的謎，既然手握右軍禁軍的王茂玄與王歸長等三人同心，為何他未參與此事并留在現場呢？分析起來，可能原因有三，一是唐宣宗病情絕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二是準備調王宗實去當淮南監軍，若王茂玄留在寢殿，怕引起王宗實的懷疑;三是王歸長三人不想讓更多人分享擁立之功。哪知人算不如天算，越是擔心的事情，往往越容易發生，唐宣宗的糾結終于被王宗實打破了。

王宗實派宣徽北院使齊元簡去迎接居住在十六王宅的李溫，不到一時，李溫已到，至御榻前大哭一場。王宗實隨即召人擬詔，立鄆王李溫為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并更名為李漼。次日，唐宣宗大殮，靈柩停在寢殿中，皇太子李漼柩前即位，是為唐懿宗。李漼皇帝隨即召見百官，封令狐绹為代理宰相。才過不久，又下一道圣旨，捉拿王歸長、馬公儒、王居方三人歸案，當日處斬，罪名為偽造圣旨(而夔王李滋死于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八月，原因不明)。

唐懿宗即位后，追尊生母晁昭容為元昭皇太后。封王宗實為驃騎上將軍。原被唐宣宗壓制的宦官氣焰，因擁立之功，重又囂張起來。

大中十四年(公元860年)，即唐懿宗即位的第二年十一月，改元為咸通。使用這一年號，據說是因為他父皇所作的一首曲子中有“海岳晏咸通”的句子。但君臨天下后的唐懿宗，言行舉止卻幾乎找不到他父皇的影子。他在位期間，驕奢淫逸，寵信宦官，面對內憂不知其危，遭遇外患不覺其難，無怪乎《新唐書》說他是：“以昏庸相繼”。正是由于他的昏庸無能，使大唐王朝的政局更加風雨飄搖，并把他父皇重新點燃的一點希望之光給徹底熄滅了。

有歷史學者在評論唐宣宗立儲糾結的后果時，是這樣說的：“以立儲之大經，不先決定，及駕崩以后，竟為宦豎握權，視神器為壟斷之物，英明者果若是乎？……無感乎唐室之天下，與閹人共為存亡也。”

且不論鄆王與夔王，誰劣誰優，如果立誰又會怎樣，因為歷史沒有如果。綜上所述，正是唐宣宗在立儲問題上的反復糾結與再三猶豫，才給宦官重新掌權提供了機會，也才使他身后會留下無數的隱患與無窮的遺憾。這就是“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的歷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