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在贛南時期，適為春秋鼎盛之年，是時，清末民初的三妻四妾觀念，仍深植庶民大眾思維之中。固然婦女逐步獲得解放，但此種納妾舊習氣仍未被世家子弟、士紳階級完全摒棄。中國舊社會向例以男性為尊，拈花惹草固易遭人物議，但亦非十惡不赦之罪。

章亞若與蔣經國在人生道路上偶然相遇，彼此因相知相惜而擦出火花，從自然人性的角度思之，誠不足為怪。只是，今人輒以時下一夫一妻價值標準衡量、臧否他的風花雪月，難免以今非古，引喻失義。

蔣孝嚴在《蔣家門外的孩子》一書中說：“母親曾要父親盡快將身懷蔣家骨肉一事稟報祖父，并要求接納。父親于一九四一年十月為此專程前往重慶，伺機做了稟報。返回桂林后非常興奮地跟母親說，委員長對整件事表示了解，而且很高興又有了兩個孫兒，并立即按照家譜排輩親自取名，一個叫孝嚴，一個叫孝慈。”

可是，一位與蔣家甚為親近的人士親口透露，蔣介石并不知曉蔣經國、章亞若的戀情，更不知道兩人育有孝嚴、孝慈二子。這位人士表示，依蔣介石的個性，如果他知悉有孝嚴、孝慈兩位孫兒，肯定會想辦法讓兩人在幼年時代即認祖歸宗，不會讓這兩位優秀的孿生兄弟在外頭吃那么多苦頭。即使不敢明目張膽認祖歸宗，至少也會有低調之妥適安排，使孝嚴、孝慈受到更穩當的照顧。

這位蔣家親近人士表示，蔣介石對孫輩極為愛護，有一封蔣介石寫給孫兒蔣孝武的信（蔣孝武為蔣經國、蔣方良生育之第二子），證明他對孫輩的疼愛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封信寫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內容十分生動感人：

武孫：

自你出國的第三天，我就病到現在，尚未痊愈。但并非重病，只是時常發輕微熱度，故亦未往他處休養，連你所住的房間，亦不愿去看，以免感慨。我在十六七日復你的電報即問你住在紐約何處？至今尚未接得復電為念。你到紐約，由何人陪伴游覽？一切詳情還望詳告。家中平安。惟“匹靈司”的性情，并不如理想，未免失望，余不多談。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 祖父

試想，蔣介石連孫兒蔣孝武到美國短期進修都會萬分不舍，甚至憂念成疾，足證蔣介石和孫輩感情極深，而孫輩對這位慈祥的祖父，亦是孺慕敬愛。就因為蔣介石離情甚篤，才會寫出“連你所住的房間，亦不愿去看，以免感慨”的肺腑之言。設若蔣介石得知有孝嚴、孝慈這兩位蔣家最能讀書的孫輩，以他愛孫之殷，豈會允許有蔣家貴冑血統的孫輩流落在外，受貧窮之苦及“人言可畏”的委曲？

因此，這位人士認為，蔣介石完全不知道蔣經國和章亞若婚外戀，更不曉得蔣經國在外育有兩子的秘密。與章亞若之間的悲劇戀情，蔣經國始終掩飾得天衣無縫。他之所以如此低調，之所以不讓戀情曝光，除了擔心曝光之后引起與蔣方良夫妻勃谿，更應與其擔心影響其政治宦途有關。畢竟蔣介石、宋美齡結縭之后，篤信基督教，萬萬不容許蔣經國搞婚外情。

我們沒有足夠證據能解開“章亞若死亡之謎”，也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蔣經國是否曾經稟告蔣介石有關與章亞若之戀情。然而，我們卻能從蔣經國給父親家書的字里行間，尋索若干蛛絲馬跡，找到更出人意表的秘密。

亞若事件中一系列“掩耳盜鈴”行動的關鍵證據，這個關鍵證據一定程度說明了蔣經國的雙面性格，更能說明他是以什么態度處理自己的婚外情的。他說：“贛南各縣縣長，發起組織參觀團，赴粵桂湘考察行政，兒亦擬參加，約二月間出發。”

這段文字究竟隱藏著什么玄妙呢？細想，抗戰時期，國家財政無比艱困，珍珠港事變之前，中國長期孤立無援，國民黨軍隊士兵上戰場，每人僅發子彈四發，如此慘狀，印證民窮財困之實況。戰爭時期之民窮財困，哪還有經費讓小小的縣長到處逍遙游？蔣經國畢竟是委員長之子，自有其差旅費上的便利之處，但是，其他的縣長，究竟是何德何能，哪來的錢能與蔣經國“組織參觀團”，大老遠從江西跑到廣東、湖南、廣西去“考察行政”？

更令人不可思議者，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四日，恰為農歷除夕合家團聚之日，二月十五日，即為農歷新年大年初一。以當年大陸交通建設落伍而且政府差旅費用極度困窘情況下，蔣經國和那些“贛南各縣縣長”，他們的出差旅費如何籌措？他們要乘坐什么樣的交通工具？蔣經國向父親稟告，這趟行政考察之旅“約二月間出發”，然而，就算二月一號從江西出發，即使路上不作勾留，光是粵桂湘三省跑一圈，即使不依賴飛機，而僅只靠舟車陸上交通工具，恐怕至少也要到三月初才回得了江西。

既然二月間出發“赴粵桂湘考察行政”，不是擺明不在贛南與妻子蔣方良過春節嗎？民國定都南京之后，固然改革歷制，但是，民間依舊是過舊歷新年，不時興過新歷年，戰爭年代亦復如是；縱使蔣介石夫婦過陽歷新年（陽歷元月一日），但從未廢除農歷新年，仍舊非常重視農歷新年的節慶儀式。蔣經國偏偏是在農歷新年離家遠行，確實啟人疑竇。

存在著一種可能的情況是：蔣經國在一九四二年農歷新年前夕，從贛南千里迢迢風塵仆仆跑到廣西桂林，目的就是依約和章亞若團聚，因為蔣經國寫這封信給父親時，章亞若確實已經懷胎六甲，蔣經國事前承諾章亞若，一塊在桂林共度一九四二年農歷新年。

完全有此可能，而且合情合理。按照懷胎時月計算，章亞若應該一九四二年五月才生產，所以，我們甚至可以假設，蔣經國和章亞若事先的安排，是二月間一塊在廣西桂林過年，到五月預產期，蔣經國再以其他的理由，借故從贛南到廣西，陪伴章亞若生產。

無巧不成書。懷胎僅七個月的章亞若，卻在蔣經國于新年前夕到達廣西時，陣痛臨盆，生下了雙胞胎孝嚴、孝慈。一九四二年二月，蔣經國原本是要和章亞若在廣西歡度農歷春節的，風塵仆仆到了廣西卻剛好趕上章亞若臨盆生產。與蔣經國親近者皆知，章亞若是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中旬，于廣西桂林生下章孝嚴（今已歸宗改姓名為蔣孝嚴）、章孝慈兩位雙胞胎兄弟的。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蔣孝嚴公布的出生年月日為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可是，若考證蔣孝嚴自己撰寫的回憶錄《蔣家門外的孩子》，蔣孝嚴說他外婆親口告訴孝嚴兄弟，母親章亞若“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下午猝逝，不及留下遺言”，外婆“終于斷斷續續，指著照片說：‘大毛、小毛（孝嚴、孝慈之乳名），這是你們的親娘、我的寶貝三女兒亞若……她好命苦，你們半歲大的時候，她就死了，死得不明不白。’”

依蔣孝嚴外婆的說法推論，章亞若去世時為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下午，死時蔣孝嚴兄弟僅六個月大，故而往上推算，兩位孿生兄弟的生日絕非孝嚴公開出生資料上的“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正確的日期應為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前后。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前后，正是蔣經國稟告蔣介石要“組織參觀團，赴粵桂湘考察行政”的時間點。這究竟是一種“巧合”，抑或是一種“意外”？確實耐人尋味。一個可能的推論是，蔣經國認定廣西位處西南邊陲，遠離重慶與贛南，不但隱秘性高，而且天高皇帝遠，在那里，沒有人認識章亞若，更不會有人認出大腹便便的章亞若竟是蔣經國的情人，因此選擇廣西桂林作為章亞若秘密生產的地點。

令人不解的是，果如蔣孝嚴著書所言，蔣經國曾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向蔣介石報告章亞若懷了蔣家骨肉，并當即得到蔣介石的諒解，那么，蔣經國為何不敢向蔣介石稟報他二月要去桂林探望即將臨盆的章亞若，而竟是以“贛南各縣縣長，發起組織參觀團，赴粵桂湘考察行政，兒亦擬參加，約二月間出發”為借口。因此可以證明，他并未曾向蔣介石報告章亞若生子之事，而且種種跡象顯示，終蔣介石一生，從來不曉得蔣家門外還有親生骨肉。

六月六日，蔣經國向父親稟告，他已經從大西北回到贛南任所。他只字不提漫游大西北行程中的任何私事，整封信的重點，主要提出防共與剿共的意見。值得注意的是，這封信的結尾處，蔣經國告訴父親：“……華秀妹處，因過桂林未停，致未能一見。”

這更令人大惑不解，蔣經國漫游西北期間，在桂林的孝嚴、孝慈兄弟剛滿三個月大，若是確如蔣經國信上說的，他曾經途經桂林，但卻“過桂林未停”甚至連章亞若和孝嚴、孝慈母子三人的住所都過門而不入，這根本違背人之常情。

蔣經國信上提及的華秀，即蔣介石兄長蔣介卿的女兒蔣華秀。蔣介卿于一九三六年底去世后，蔣介石愛屋及烏，華秀成為最受蔣介石關照的侄女。蔣華秀抗戰前畢業于之江大學，抗戰時期溪口淪陷，蔣華秀和母親等家人避居贛南，與蔣經國、蔣方良夫婦一家生活在一起。一九四二年春天，蔣華秀嫁給了桂系將領白祟禧的外甥韋永成。韋永成曾留學蘇聯，與蔣經國系同窗。婚后初期，華秀與夫婿韋永成擇居廣西桂林。

因此，身為堂兄的蔣經國從江西大老遠到廣西桂林，按中國人的親情倫理，說什么也應該到蔣華秀家里探視拜訪，而蔣華秀也勢必要盡地主之誼，好生接待。更何況，抗戰初期蔣華秀曾經住在贛南二三年時光，必也受蔣經國不少照拂，何至發生“過桂林未停”的情況呢？

合理的推斷是，蔣經國安排的這趟大西北之行，其主要目的絕非如家書所言是要體認“漫游西北，益深信我國之偉大”，而是要借著“漫游西北”的旅途繞行到桂林。而一九四二年五月間應是章亞若原定的預產期，也就是蔣孝嚴對外數據上顯示的出生日期。

但是，天有不測風雨，上天要孝嚴、孝慈兩兄弟提早降生，打亂了蔣經國、章亞若原定的時程安排，但是并不影響五月間蔣經國的桂林之行，他依舊可以拿“漫游西北”作為向父親稟報的借口，順道彎到廣西桂林和章亞若母子三人私下團聚，隱秘地共享天倫。

從蔣經國安排章亞若離開贛南遠赴廣西生產來看，他是極端小心翼翼，極端忌諱蔣章戀情曝光，更忌諱有人得知章亞若懷孕之事。這種謹小慎微的行為，都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但是，唯獨這兩封蔣經國致蔣介石的家書，令人覺得不合常理。一個最合理的解釋是，蔣經國無所不用其極地想掩飾章亞若生產之事，因此不惜向父親蔣介石撒謊，這種想“掩飾些什么”的想法，是否隱伏了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章亞若神秘死亡的殺機呢？

以當時蔣經國所處的客觀環境來看，任何人處于他的立場，都會對婚外戀、婚外生子采取絕對掩飾的做法。試想，蔣經國自從一九三七年春天回國，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回國不過五年時光，在國內尚未站穩身子，章亞若在廣西桂林隱姓埋名產下一對麟兒，對地位不穩的蔣經國而言，無異一枚不定時炸彈。

這期間，蔣經國在蔣家、在國民黨內部，其地位都處于相對不穩定的狀態。他首先必須顧慮到太太蔣方良的態度，深受俄國東正教熏陶的蔣方良，豈會容忍蔣經國在外另筑香巢，產下一對麟兒？他也要顧慮到父親的地位，一旦消息走漏，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的蔣介石要如何面對國民政府大員，更要如何向篤信基督教的宋美齡自圓其說？蔣經國本人要如何面對來自蔣家內部的壓力，更別說國民政府內部虎視眈眈的敵對勢力。一切的一切，都困擾著蔣經國。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蔣孝嚴（中立者）與家人一同出席歸宗儀式。右起為其子蔣萬安、其妻黃美倫、其女蔣蕙蘭和蔣惠筠）

蔣孝嚴在《蔣家門外的孩子》一書中說：“外婆最懊惱的，應當是在她最需要幫助的時刻，卻不見父親的身影。一九四一年前后，在贛州時還能常常和他碰上面，父親時常會從行政專員公署走到相隔才六百公尺之遙的章家去看亞若，進門后都很禮貌地喊她一聲‘伯母’，并且請安。外婆搬到萬安縣之后，父親還在一九四三年千里迢迢地去探望過她和兩個雙胞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