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極否來。南宋政權終得消滅，但支撐大元帝國駭人軍事行動的財源日漸枯竭。在年近古稀的肥胖帝王忽必烈眼中，誰能為帝國搜刮更多的金錢，誰就是真正的“忠臣”。

1279年，元朝大軍把南宋送進墳墓的同時，它自身千瘡百孔的財政問題，也更顯突出。

忽必烈像忽必烈當王子時代及治國早期，對儒生比較親近。1242年，漢族和尚海云禪師攜弟子劉秉忠至漠北。忽必烈召見二人，問：“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禪師回答：“宜于天下大賢碩儒中，求問古今治亂興亡之事。”忽必烈很高興，遂留劉秉忠于身邊為參謀。劉秉忠雖釋門中人，卻通《易經》、儒術、天文，至于地理、律歷等等，無一不精。這樣的人才，深為忽必烈所喜。同年，漢族儒士趙璧、王鶚等紛紛加入忽必烈幕府，為他宣講《孝經》、《書經》等經書。特別是王鶚，乃被蒙古所滅金朝的末代狀元，飽學碩儒，道德文章，皆有所觀。青壯年時代的忽必烈很用功，常聽王鶚授業至夜深，感慨說：“我雖未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可見，拳拳向儒之心，是忽必烈當時真實狀態。1252年，從前仕金的漢族士大夫張德輝、元好問二人覲進忽必烈，奉請他為“儒教大宗師”，作為“黃金家族”的重要成員，忽必烈“悅而受之”。這一舉動有兩種意義：其一，蒙古貴族首次顯現出對儒家思想的真誠向往;其二，儒士文人渴求蒙古貴族的政治保護。而后，姚樞、竇默、許衡等漢人儒士也入忽必烈藩邸，成為這位蒙古王爺手下得力的參謀顧問班子。1260年，忽必烈稱帝于開平，漢族謀士，特別是劉秉忠，出力尤多。無論是典章、制度、開國國號、都城興建、官制章服、朝儀禮制，均肇自這位亦儒亦釋亦道的漢族文士。當然，開國之時在“庶務”方面出力最多的，還有日后因親家李璮造反被處死的漢人儒士王文統，“凡民間差發、宣課鹽鐵等事，一委(王)文統裁處。”可見，無論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大元朝廷的儒家印記相當明顯。

為了使得以儒治國的政治方針得到貫徹和延續，忽必烈在培養接班人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七八歲開始，忽必烈的獨生子真金即接受儒學教育。十歲時，漢族大儒王恂又被忽必烈派去教授真金的學業。王恂不僅向真金灌輸儒家傳統經書，也向他宣講“善惡得失”和亡遼亡金的歷史教訓等“深切世用”的“案例”。少年時代所受的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這養成了日后皇太子真金純粹的儒家理念，使他成為大元朝廷“儒臣”派的當然代表。忽必烈出于切實考慮，對于蒙古貴族后裔的儒家教育也狠抓不放松。1265年，蒙古貴族安童(木華黎四世孫)得任中書右丞相，忽必烈便派大儒許衡為安童之師，由此，安童日后也成為“儒臣”派的中堅分子。所以說，大元朝廷中的儒臣派，不僅僅是亡遼亡金亡宋的漢族知識分子，還包括真金這樣的“儲君”以及安童等蒙古勛貴。

忽必烈對儒臣特別是漢人臣士的信任危機，隨著1262年山東李璮之亂的爆發而點燃。與李璮有姻親關系的王文統被殺后，不少儒臣也受到牽連。驚惶之下，漢人將領史天澤也被迫交出兵權。由此，忽必烈心中對漢人、儒士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劇。同時，由于滅宋戰爭以及對付西北蒙古宗室王爺的挑釁，忽必烈的銀庫日益枯竭。打仗要花錢，平亂要花錢，拉攏蒙古貴族血親所支出的大筆賞賜也要花錢，因此，“財臣”日漸任用，阿合馬等色目人因能夠為忽必烈斂財，日漸得到寵遇，這些人也成為忽必烈平衡朝臣活動權力的有力砝碼。特別是隨著南宋的滅亡，大元已無任何真正有力的敵對勢力，儒士不再具有昔日的重要性，黃金白銀，成為忽必烈最大的心頭渴戀。所以，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三個斂財高手，陸續成為忽必烈的寵臣，為害二十余年，搜刮財賦，橫征暴斂，搞得天下騷然。

其實，忽必烈本人，早期十分憎惡貪焚暴斂之徒，并因反對其兄皇“憲宗”蒙哥汗手下左丞相阿蘭答兒的“鉤考錢谷”而引禍上身。

自成吉思汗起，蒙古王公對中原漢地沒有什么遠大的政治遠見，只知搶掠燒殺。窩闊臺汗上臺后，幸虧有耶律楚材上諫以收取賦稅方法代替殺掠和搶奪，中原漢地人民才有幸稍得休息。1239年開始，回回巨商奧都拉合蠻買斷了中原漢地的課稅權，實際上破壞了耶律楚材那種較為溫和的搜刮方式。而后，花剌子模大商人牙剌瓦赤和奧都拉合蠻輪流上場，主管中原財賦及庶務，對當地人民進行敲骨吸髓式的剝削。貴由汗死后，蒙古內部亂成一團，貴族階層更是混水摸魚，你撈一筆我搶一筆，對中原漢地征求財貨不絕。蒙古王公對漢族士

大夫不信任也不熟悉，他們只喜歡大筆大筆奉上珍稀寶物的色目商人們，依靠他們充當“經紀人”，任憑這些人到中原搜刮，只要商人能向他們交上“份兒錢”，別的一概不管。蒙哥汗繼位后，在中原漢地大肆推行“包銀”制度，向中原漢人按戶收取“人頭費”包銀。在官府催逼下，漢族人民畏于殺戮，只得向色目商人借高利貸“斡脫錢”。這種利滾利的高利貸真正宰人，一錠銀子，十年內可向上滾積成一千零二十四錠。家破人亡仍舊交還不起銀子，大量漢人只能選擇逃亡一路，田畝荒廢，良家失散，四處流離。幸虧忽必烈是蒙哥汗的親弟，他在漢人儒士建議下，得到關中、河南等中原漢地作為封地，開府求治，使廣大地區得以有效治理。1254年，忽必烈又在桓州以東、灤水以北的龍岡興建開平新城，雄心勃勃地準備放手經營中原。

樹大招風。蒙古貴族以及色目商人這些“既得利益者”，眼紅忽必烈手中的財權，紛紛在蒙哥汗面前說他的壞話，指他有不臣之念，并誣稱忽必烈王府手下人“多擅權為奸利事”。蒙哥汗震怒，在削弱忽必烈兵權的同時，派出親信阿蘭答兒等人到陜西、河南“鉤考錢谷”展開“清污”運動，想驗明忽必烈是否有罪。這群人如狼似虎，大興案獄，嚴刑逼供，當地官員被拷打致死的就有數十名之多。洶洶逞威之外，他們還隨意向當地官吏敲詐勒索，得不到錢就把人關進監獄弄死。

為了在中土樹立更高的威望，一直居于漠北的蒙哥汗親征南宋，一方面想彰顯他的無上威權，一方面想以滅亡南宋的勝利重新樹立他本人在中原以及江南的影響力。已經喪失軍權的忽必烈幸虧有漢人儒士替他出主意，送妻女至兄皇處為人質以示自己無“異圖”。畢竟手足情深，二人會面后，誤會暫時消除，蒙哥汗也下令停止對中原一帶錢谷財賦的“鉤考”。

1258年，進攻南宋的塔察兒一部蒙軍遭挫，蒙哥汗命令忽必烈重新率軍征宋。轉年夏天，親征四川的蒙哥汗在釣魚城下被一塊炮石擊死。他不僅沒有能滅亡南宋，自己倒死在了酷熱潮濕的蜀地。喜大于憂，忽必烈終于得喘一口大氣，縱馬飛奔，飛也似回到草原，去與弟弟阿里不哥爭奪大汗之位。

中國的古代政治，向來是屁股決定腦袋。位置一變，思維也隨之產生變化。忽必烈坐上大汗寶位，隨著國土的擴大和戰爭的繼續，昔日對于橫征暴斂的反感，逐漸為對黃金白銀的喜愛所取代。泱泱大元朝，真是太需要錢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