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教宋祚不如唐，保身闒冗非汾陽。

祖宗取人作法涼，狄青先已遭猜防。

由來利害策其長，大藩參錯內勢張。

冬青樹小埋雪霜，折沖豈若留忠良。

當年，為了壓制武將，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將全國的正規軍分別劃歸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兵司三衙掌管，但明令規定他們無調兵之權，調兵之權由樞密院掌控。造成有兵的三衙無權調兵、有權調兵的樞密院無兵可調，從根本上消除了武人專權的制度。倘有武將膽敢伸手去握權柄，就堅決以予剪除。這既是制度，也是祖宗家法，代代相承，縱是風雨飄搖的危急關頭也不能例外。靖康之亂以來，政府正規軍的編制基本被打散，國內的軍事武裝大都在戰爭中建立，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都是統軍將領的私人武裝，既不屬三衙統管，樞密院也調動不了，只聽命于主將，比較有代表性的就如 “岳家軍”、“韓家軍”、“劉家軍”等。

趙構迫于大敵當前，承認這些軍隊的合法性，并做了很多表面工作（如提高武將的權力、多賞他們金銀田地等等），收買人心，用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但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德國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說，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趙構的戰爭目的很簡單，以戰求和，通過戰爭乞求偏安一隅。隨著抗戰的深入，武將的權力不斷膨脹，趙構也就越來越坐臥不安。他無法容忍本朝傳統國策發生改變。

在他看來，國內的武將的威脅比金人的威脅更嚴重。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之所以不惜放棄大批疆土，一退再退，偏安江南，甚至屈膝求和，就是不愿意讓武將的權力在戰爭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但是，不解散“岳家軍”、“韓家軍”這幾支龐大的軍事武裝，趙構無法安睡。故土能不能收復，他并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能擁有多大的生存空間，有沒有被金人俘獲的危險，能不能平安地茍活下去。就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他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求和投降路線——只要和議成功，所有的擔心就可以統統歸零。有人推測，趙構之所以不支持、不贊成、不響應北伐，是擔心北伐成功，二圣歸來，自己就當不成皇帝了。這種推測，其實并不成立。

宋徽宗趙佶早在五年前被金人虐囚致死，所謂的“迎回二圣”就只剩下宋欽宗趙桓了。趙桓與趙構是同輩，按封建禮數，趙構并沒有讓位的義務，又怎么會擔心自己當不成皇帝呢？再者說了，趙桓是在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登基的，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就落入金人的魔爪，在位期間既無建樹，對金策略又一錯再錯，整個皇族被人家一鍋端。到了金國，又受盡凌辱，尊嚴盡喪、豬狗不如，假使能回國，又有何面目與弟爭登帝位？況且，現在南宋朝廷的文武大臣全是趙構在長達十四年的執政期間一手提拔起來的，根基穩固，他趙桓在位時間不過短短一年，手下的大臣被擄到金國，死傷殆盡，自己形單影只，哀鳴不暇，又拿什么資本來跟弟弟爭？對此，宋史研究大師王曾瑜先生就認為“中國歷史上唐玄宗和肅宗，明正統和景泰的事例證明，即使宋欽宗回來，也未必威脅宋高宗的寶座”。

玄宗和正統回朝的時候，他們在朝中還有一股潛在的政治勢力可以倚仗，然而在新君面前，他們只能接受既定事實，俯首稱臣——至于正統帝后來發起的“奪門之變”，其實是景泰帝沒有兒子，帝位自動傳回來的。

退一萬步說，如果趙構真覺得趙桓會威脅到自己的帝位，他只需像朱元璋謀害小明王韓林兒一樣，在大破金國之際，人不知，鬼不覺地將趙桓黑了，這樣，所有問題不是全都解決了嗎？所以，趙構并不害怕趙桓回國，相反，為了提高自己在國內的政治聲望，他多次打出“迎回二圣”的旗號。

很多人以為“迎還二圣”的口號是岳飛的專利，其實不是，趙構才是最早喊出這個口號的人，其即位后的第一封詔書中就有“同徯兩宮之復”的言論。在趙構看來，將趙桓接回由自己直接控制也顯然要比留在金國充當金人的人質要好得多。

不過，趙構認為金人是無比強大的，他自始至終都認為靠打仗是絕對要不回“二圣”的，他自己就說過，“今日梓宮、太后、淵圣皇帝畢未還，不和則無可還之理。”

自從得知父親徽宗皇帝的死訊，每次和議，他都要不厭其煩地要求金人送還趙桓。當然，送還趙桓只是和議內容中的一個附帶條件，和議的真正目的還是為了爭取到自己的生存權。為了和議，他可謂處心積慮，絞盡腦汁。從東京逃亡出來那一天起，他從來都沒放棄過對和議的追求。善意的人們也許會說，南宋初建，基礎差，底子薄，又遭受金國連續打擊，國民經濟嚴重受創，民生凋敝，趙構既覺得金國過于強大，自己無力收復失地，他通過和議來解除來自金國的威脅，使國家得以生存，又可以修生養息，使國力得到恢復，不也很好嗎？

是，趙構在這個問題上是顯得太悲觀了，他沒能正確判斷出隨著抗戰的深入，這時宋金的勢力對比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宋軍收復中原失地并非什么不可能的事。但是，從一個國家領導人的角度出發，你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一半的領土被異國占領、自己的一半人民被異族奴役嗎？古羅馬在皮洛士戰爭中曾對希臘人理直氣壯地說過這樣一句：只要有一個外國人在意大利的土地上，羅馬就決不談和。再弱小的國家，也有責任去捍衛自己的領土和尊嚴，縱使國滅身死，也在所不惜！趙構既沒有這樣的血性，也沒有這樣的勇氣。在蹂躪和欺凌跟前，他選擇了卑躬屈膝。

金人摧毀了他的故國家園，擄掠他的臣民，殘殺了他的許多親人，甚至虐殺了他的父親，奸淫了他的母親，奸殺了他的妻女……但面對金人，他只能一口一句地自稱“臣構”。對他而言，和議實現才是金人放過他的承諾。只有和議，才可以獲得自由、獲得新生。為了和議，他可以不惜一切代價。

不會在乎歲幣，不會在乎領土，歲幣給得再多，也不會影響到臨安小朝廷的侈靡生活，領土割得再多，也還有半壁江山可以揮霍。膽小如鼠的趙構是真的擔心岳飛的北伐行動“稍有挫衄”，全盤皆輸，戰火一旦軍引到江南，臨安就做不成安樂窩了，最好的選擇莫過于見好就收，鞏固現有成果。所以，當金人主動放出了和議的空氣，他便迫不及待地連發金牌催岳飛班師。奉命回來的岳飛心灰意冷，覺得與其這樣用兵動眾，“今日得地，明日棄之，養寇殘民，無補國事”，便懇切地向趙構申請解除兵柄，回家養老。

岳飛主動解除兵權，應該說是趙構希望看到的，但和金人的媾和才有一點點眉目，還遠沒到過河拆橋的時候，趙構不得不假惺惺地說：“方資長算，助予遠圖，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請。雖卿所志，固嘗在于山林；而臣事君，可遽忘于王室？所請宜不允。”《皇帝中興兩朝圣政》上記錄有趙構本人沾沾自得的一段話：“紹興以來，所以為國者有二：金欲戰，則分江淮之鎮以授將帥；金欲和，則收將帥之權以歸朝廷。規模既立，守備益固，操縱自我，比之謂定論。”等柘皋之戰結束，金人已經確切敲定了和議的方案。趙構便急匆匆地山寨了一把“杯酒釋兵權”，成功地解除了岳飛、韓世忠、張俊三人的兵權。但僅僅只這樣，還是不夠的。

要知道，三人的兵權雖然解除，但他們的軍隊還原封不動地駐守在防區上，而以這三個人的影響，軍隊還有被他們策反的可能。尤其是岳飛和韓世忠，他們多年來與將士們一起浴血沙場，患難與共，不僅威望素著，而且情同手足。將士對他們“有念舊而不能忘者”比比皆是。岳飛的軍隊班底更是由其本人在宜興駐軍期間一手一腳組建起來的，活脫脫就是一支私人武裝。

要消除這方面的疑慮，就必須徹底地肢解這三支軍隊！

趙構安排秦檜進行操作：利用三大將之間嫌隙，挑撥他們互相誣陷和自相殘殺。

第一步，由張俊和岳飛組成二人審核小組，前往韓世忠軍駐地楚州（今江蘇淮安市），隨便找個理由，把淮東軍撤回長江南岸的鎮江府。秦檜認為，韓世忠兵權被除，他手下的兵將肯定會產生種種猜疑，再加上調動軍隊，人心就更加惶亂不安，那時，由張、岳二人出面進行彈壓，放大事實，激化矛盾，從而肢解軍隊，黑掉韓世忠。第二步，擺平了韓世忠，依法炮制，由張俊去搞垮岳家軍。第三步，秦檜出馬，直接收拾張俊。后來的事情證明，這三點，趙構都做到了。那么，肢解了這三支軍隊，趙構為什么一定要岳飛死，而放過了韓世忠和張俊呢？

據負責掌管南宋朝廷文獻的官員查龠后來揭發，金人撕毀了紹興八年的盟約，單方面發起戰爭，岳飛大舉雄師，直闖中原，秦檜與金人暗中勾結，力勸趙構班師，兀術既忌岳飛之勇，曾給秦檜寫了一封信，特別交待：必先殺岳飛而后再和談。（“虜自叛河南之盟，岳飛深入不已，檜私于金人，勸上班師。金人謂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后和可成也。”）

這就是歷史上迷離撲朔的“兀術遺檜書”來由。兀術認為岳飛意志堅定，武略出眾，善于進攻，雖然被罷職賦閑，但仍是一個巨大的潛威脅。被扣押在金國的宋使洪皓曾寫信給趙構說：“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兀術本人也不無忌憚地對手下說：“飛雖不掌兵，亦足以強國。”早晚欲除之而后安。對兀術的這個議和條件，秦檜完全贊同，一直以來，他就認定“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為了和議成功，岳飛在劫難逃。在南宋初年的許多史料都被秦檜、秦熺父子銷毀的情況下，兀術寫給秦檜的這封信已經查不到了，那么，它到底有沒有存在過呢？千百年來，眾說紛紜。

著名歷史學者鄧廣銘先生認為這封信之所以查不出來，是因為它只是兀術口授給南宋使臣魏良臣，由魏良臣捎帶給南宋朝廷的口信，并不是并筆墨記錄在紙質材料上的實體信。依據是在兀術和秦檜的通信錄中，有“其間有不可盡言者，一一口授，惟閣下詳之”的語句。

著名歷史學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則不但認為這封信曾經出現過，還推測過它的出現時間是在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七月中旬，當時穎昌大戰剛剛結束，兀術自料在正面戰場上難以取勝，就寫了這樣一封信派人秘密送給內奸秦檜。應該說，這個推測相當靠譜。除了通過殺害岳飛促成和媾和外，趙構也有自己的一部分私心。

王夫之說：“高宗懲苗劉之難，心惴惴然。”趙構認為來自國內的武將的威脅比來自金人的威脅更嚴重，“所至驅擄，甚于外患”，因此才迫不及待地秉承祖宗家法，與官僚集團聯手收取武人兵權。

而為了進一步震懾武人，將他們牢牢控制在掌股之下，他一直想拿個有較大影響力的人來開刀。岳飛抗金心切，要求增兵，提議建儲等等，都無一例外地觸動了趙構的神經。而岳飛整軍訓兵、禮賢下士，也讓他疑神疑鬼。所以，盡管岳飛一再表示要功成身退，一旦“恢復兩河之地為漢家江山”就到廬山東林寺看經念佛，以度余年，從趙構的角度看，這是極其不可思議的，根本不予采信。

同時，在抗金過程中，岳飛屢立戰功、威高望重，治軍嚴明、秋毫無犯，不僅得到岳家軍將士的愛戴擁護，而且也受到廣大民眾的尊崇。趙構擔心岳飛會挾有功高震主之威，對岳飛的疑忌愈來愈深。說到底，趙構最忌恨的，是岳飛出眾的能力和集萬千愛戴于一身的軍心、民心。這就叫功大而謗興，德高而毀至！因為擁有蓋世的戰功，岳飛必然會招致卑鄙小人的仇視。因為卓爾不群的優秀品格，也必然會招致陰險偽君子的排擠。這世界上就有這樣一撮人，自己是蛆就恨不得全世界是一個大糞池。岳飛文武兼備的才能、仁義兼愛的品格、千秋赫赫的戰功、四海屬瞻的威望，根本不能見容于專制政權的統治階層中。

誠如朱熹所說：“岳飛較疏，高宗又忌之，遂為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三《中興至今日人物上》）。同其他大將相比，岳飛既無家世背景，個人資歷又淺，長期在外打仗，和朝中大臣交往少，根基淺，沒有任何關系網。

上述幾條綜合，岳飛無疑就是最適合開刀的人選！殺掉一個岳飛，不但可以促成和議，還可以充分顯示皇權的威嚴，震懾警示其他武將，使他們只能匍匐在自己跟前“效媚以自全”，何樂而不為？！不過，在岳飛臨刑前的一個月（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十一月），趙構和秦檜已經在金人送來的和約書上簽字了。

這也從一個側面看出，處死岳飛并不是和議成不成功的必須條件，但為了徹底解除岳飛會對南宋小朝廷形成的威脅，在趙構的運作下，岳飛非死不可。岳飛死得極其慘烈，史稱“詔其斃于獄也，實請具浴拉肋而殂”。“實請具浴拉脅而殂”是一段觸目驚心的文字，它記載了一個慘不忍睹的暴力過程：趙構遣力士進入大牢，佯稱請岳飛沐浴，將他帶到刑房之后，立刻用大鐵錘猛擊其雙肋，讓他肋骨碎盡，五內摧震，吐血而死。

幾百年后，明朝大文人文征明讀史讀到這一段，不由得憤然提筆，揮淚題詩，云：

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

慨當初，倚飛何重，后來何酷！

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難言贖。

最無幸堪恨更堪柃，風波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