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司馬道子接掌了謝安的輔政大權，孝武帝司馬曜就益發變成了一個酒鬼，最終因酒誤國，還誤了卿卿性命。皇帝司馬曜“溺于酒色”，尤其喜歡夜宴，“殆為長夜之飲”。如此逍遙醉鄉“不親萬機”，并非因為他的皇弟司馬道子輔政勤勉，為他分了負擔，而是恰恰相反：親王司馬道子本身也是個酒鬼，兄弟倆終日縱酒酣歌為務，孝武帝“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焉”。醉眼朦朧中，東晉江山社稷也就變得輕了。

司馬道子與孝武帝司馬曜為同母兄弟，都是簡文帝司馬昱與李貴人所生。哥哥十歲繼承皇位，弟弟也是在十歲被封為瑯琊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戶，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戶”。當年孔融十歲被評以“小時了了，大未必佳”，這句話看來還真不無道理。少年司馬道子曾“以清澹為謝安所稱”，年齡稍長，被拜為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而拜為驃騎將軍。由于表現出色，又是皇上至親，朝上公卿以“道子親賢莫二”，奏請將他立為司徒，他百般謙讓，“固讓不拜”。后來“使隸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才逐漸擔當起朝廷政務。這其間大概表面上仍中規中矩，謝安逝世后經朝議，孝武帝下詔稱司馬道子“體道自然，神識穎遠”，可以像古時周公旦、召公奭那樣負社稷之重，任命他一系列文武之職，他再次“讓不受”。再后來，司馬道子擔任了太子太傅，連下一代皇帝的輔政大權也掌控在手了，公卿又奏請將他進位為丞相，他依然“并讓不受”。其實，隨著逐漸成年，司馬道子的靈魂深處，早已由幼年時的“清澹”變得混濁不堪，他與王國寶暗地合伙排擠謝安的事實，便已說明一切。而一次次的謙讓不拜，不過是實權在握后，向朝野眾人作秀的欺世手段而已。

晉時士大夫以清簡曠達隨性為風尚，朝廷高官亦爭相附庸于此，所以司馬道子推讓職務，與皇帝哥哥縱酒高歌，非但不受質疑，反倒讓他顯得卓爾不俗，繼續葆有“清澹”的雅譽。當時正是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以來的一個快速發展時期，以首都建康為中心興起建廟崇法潮流，但那時的戒律并不十分嚴格，一些“姏姆尼僧”被召進宮中，與他們“尤為親暱”。

司馬道子將宮中搞得香煙繚繞、酒氣沖天的同時，也巧妙地達到了一手遮天的目的。自他輔政以來，已是“勢傾天下”，從中央到地方，不僅任用了王國寶、茹千秋一類奸佞之臣為其股肱，各地郡守長吏也“多為道子所樹立”。司馬道子近小人，遠君子，“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正如左衛領營將軍許榮上疏所揭露的那樣，各部門中的雜伇小廝、乃至“仆隸婢兒取母之姓者”都得到委任，用為郡守縣令。這些人并不赴任，而是“帶職在內”，又將地方事務委于當地的小吏手中，靠權力出租獲得利益;宮中一些“僧尼乳母”也都借機“竊弄其權”，個個“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眾”。

有個名叫趙牙的優倡，以“賂諂”的手段成為獲寵的佞幸嬖人，后被道子任命為魏郡太守。該郡是東晉政權為南遷的原北方魏郡流民設置的僑郡，緊鄰首都建康，有溝通權宦的地理之便，趙牙于是繼續施展他的“賂諂”手段，用搜刮來的民脂民膏，就地替司馬道子“開東第，筑山穿池，列樹竹木”，耗用金錢“鉅萬”。園林有山有水，占地廣闊，司馬道子“使宮人為酒肆，沽賣于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為笑樂”。孝武帝受邀前來游幸，感到園中過于奢華，便對司馬道子說：“府內有山，因得游矚，甚善也。然修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司馬道子聞言“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也都“莫敢有言”。等到皇帝還宮，司馬道子對趙牙說：好險，若皇上知道園中之山是人工所筑，你肯定小命難保。趙牙早已參透他的心思，過后非但沒有從儉，反而“營造彌甚”，將行宮建得越發奢侈。

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同樣“因賂諂進”，由一個小警員一躍而為驃騎諮議參軍。官既是買來的，得到的權力自然也可以再賣，他“賣官販爵，聚資貨累億”，終于給司馬道子惹了麻煩。司馬道子“恃寵乘酒，時失禮敬”，不知不覺犯了君臣之諱;他長期專權擅政，孝武帝酒醉間歇也偶有所察。不久，吳興縣令聞人奭上疏，揭發司馬道子幕僚茹千秋“衒賣天官”以及縱子貪贓等罪狀，順便將當時各地官場腐敗、民不聊生的種種現實一并疏陳于上。孝武帝聞奏“益不能平”，深感問題嚴重，于是作出人事安排，將王恭、殷仲堪分別派往兗州、荊州兩處軍事要地，穩住地方;同時又將王珣、王雅等放在朝廷要位，目的是“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孝武帝駕崩后，正是這些人起兵向朝廷討賊，迫使司馬道子殺掉王國寶，實力大損，走向最終的敗落。

孝武帝難得清醒了這么一回，終又回歸醉鄉。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秋，孝武帝暴崩。《晉書·孝武帝紀》只說他當日酒后對所寵“年幾三十”的張貴人戲言“汝以年當廢矣”，傍晚便因醉暴崩于清暑殿。《資治通鑒》則說，張貴人聞言“潛怒”，當晚將殿內宦者統統灌醉并遣散，然后“使婢以被蒙帝面，弒之”。如此大案竟無人查問，不了了之。

皇帝哥哥因酒喪命不久，司馬道子竟也因酒醉而丟了大權。孝武帝死后，那位“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饑飽亦不能辨”的智障少年司馬德宗繼位，太傅司馬道子自然也就成了事實上的攝政王。不久，發生了王恭等方鎮勢力進京討逆事件，司馬道子實力和威信都因此一落千丈。這時兒子司馬元顯已經長大，司馬道子便索性“日飲醇酒，而委事于元顯”，當了“甩手掌柜”。誰料這個野心勃勃的兒子見司馬道子“朝望去之”，竟非要讓他徹底靠邊站，就在他一次大醉后，司馬元顯操縱智障傀儡晉安帝下詔，生奪了司馬道子的朝政大權。結果，“道子酒醒，方知去職，于是大怒，而無如之何。”真是荒誕至極。

更要命的是，這位接班人司馬元顯也是一身的毛病，不僅生性苛刻，不納忠言，且“自謂無敵天下”，驕侈日增。當時由于各地叛亂頻仍，導致朝廷“軍旅薦興，國用虛竭”，文武百官的奉祿“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到了朝不保夕的境地，而司馬元顯仍“聚斂不已，富過帝室”，還有誰能甘心為其役使？元興元年(公元402年)，向來朝秦暮楚的北府軍統帥劉牢之再度叛變，與反軍首領桓玄合兵攻破京城。司馬元顯這時想起自己的老爹或許還有主意，于是奔入相府“問計于道子”。司馬道子見大勢已去，唯有“對之泣”。

桓玄控制朝政后，司馬元顯被送付廷尉治罪，“并其六子皆害之”。桓玄又以“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為名，通過朝廷下詔將他流徙到安成郡(今江西新余以西)，其后他又被人暗中以毒酒鴆殺，時年三十九。智障的晉安帝于混沌中仿佛心有所感，“三日哭于西堂”，不久即被桓玄篡奪帝位。盡管桓玄很快被劉裕所敗，安帝復位，但晉帝國的“國祚”基本已盡。據此，列傳后面的“史臣曰”將司馬道子定位為“晉之宰嚭”，實在不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