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愛玲的小說《小團圓》當中，女主角盛九莉曾抱怨道：“不喜歡現代史，現代史偏偏打上門來。”

“不喜歡”源于文化優越產生的自負，而“偏偏”一詞，則又意味著不得不接受“打上門”的屈辱。女學生的復雜心緒與敏銳感知，較之當日士大夫筆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熟濫用語，或許更多幾分真切。通商口岸與不平等條約，帶來了晚清民國初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也讓“門里”的讀書人重新打量“門外”的世界。

梁啟超回憶，18歲那年（1891年）他經過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

1908年，在江西萍鄉讀小學的張國燾，不但已經“確信地球不是平的，而是球型的”，還知道“圣人不僅出在東方，也出在西方”。

4年后的1912年，毛澤東在定王臺湖南省立圖書館自修時，“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圖，懷著很大的興趣研究了它”。他驚奇地發現，在這張巨大的地圖上，中國只是偏居一隅，長沙不過一個小點。而自己的老家——韶山，竟然根本就找不到。

據湘籍歷史學者陳旭麓考證，在1858年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當中，“洋”已經開始取代“夷”，用以描述泰西諸國。較之古代中國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稱呼周邊族群，“洋”字的客觀表述，鄙薄之意已大為淡化。

然而，戰爭勝利者“打上門來”的步步進逼，反襯的卻是晚清中國在“世界”面前的節節敗退。

錢鐘書為鐘叔河編訂的《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所作序言，最為精妙：“中國‘走向世界’，事實上也是‘世界走向’中國；咱們開門出去也由于外面有人敲門，撞門，甚至破門、跳窗進來。”后來，到了晚清士人也不得不承認，西方諸國為“文明”，而自己為“野蠻”之時，“世界”帶來的觀念震蕩，已經相當劇烈。難怪錢鐘書說：“‘走向世界’？那還用說！難道能夠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嗎？哪怕你不情不愿，兩腳仿佛拖著鐵鐐和鐵球，你也只好走向這世界，因為你絕無辦法走出這世界，即使兩腳生了翅膀。”

既然“世界”無法回避，那么，中國如何在“世界”這一尺度下自我修正，以期被“世界”所接受，也就變得迫在眉睫。

當時一種極端的看法甚至認為，中國人在人種上就不如西方，未來只有與西方人“合種通教”，方能轉弱為強。

1902年，梁啟超興奮地宣稱，20世紀將是“兩大文明結婚之時代”，“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易鼐也在《湘學報》上，極力宣揚通過“黃白合種”提升國民素質：“如以黃白種人互為雌雄，則生子必碩大而強健文秀而聰穎。”

與此相對，伴隨義和團運動而起的徹底排外，則代表了另一種對于“世界”的極端看法。周作人回憶：“我最早是贊成義和拳的‘滅洋’的，就是主張排外。這壞的方面是‘沙文主義’，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與反帝國主義。”

同一時空里不同讀書人心中的“世界”，竟然如此紛繁多歧。

不過，正如蔣夢麟所見，“如來佛是騎著白象到中國的，耶穌基督卻是騎在炮彈上飛過來的”。所以，中國人雖然極力“走向世界”，但對于西方“世界”仍心存疑慮。

湖南湘潭人楊度也覺察到，當時世界諸國“對于內，則皆文明；對于外，則皆野蠻”。其實，這并非楊度的個人觀感。游學歐洲的王韜早前就說過：“西人在其國中，無不謙恭和藹誠實謹愿，循循然奉公守法；及一至中土，即翻然改其所為，竟有前后如出兩人者。”

章太炎也斥責這些“始創自由、平等于己國之人，即實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國之人”。

因此楊度主張，中國也不妨“向野蠻看齊”，以實現“并立于野蠻世界”的目標。

然而，支配“野蠻世界”的，只能是弱肉強食的邏輯。這樣的世界也注定只是一個只認成敗、不講是非的“叢林世界”。

1914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的胡適，在日記中寫道：“世界主義者，愛國主義柔之以人道主義者也。”在胡適看來，世界固然由“萬國”構筑，但是，那種“我之國須陵（凌）駕他人之國，我之種須陵（凌）駕他人之種”的所思所行，卻背離了文明的價值。因此，胡適將中國比擬為“睡美人”，而不取拿破侖眼中“醒時，世界應為震悚”的“睡獅”，正是相信“東方文明古國，他日有所貢獻于世界，當在文物風教，而不在武力”。

胡適作《睡美人歌》過去百年，今日中國已經發出“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詠嘆。回望一百年來，由“打上門來”的現代史所引發的對于“世界”的想象、體驗與言說，中國讀書人或許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