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以來眾多的杰出女性之中，有一個集諸多“第一”于一身的女性，特別引人注目。

她曾經是民國時期第一位省級女性政務官、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長與審檢兩廳廳長、第一位非官方女性外交特使、第一位參與起草《中華民國民法典草案》的女性、中國第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律師……這位擁有眾多“第一”、可謂開風氣之先的女中翹楚，就是民國時期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出色的革命家和女權運動的鼓吹者——鄭毓秀

盡管是如此“杰出”的女性，胡適生前對鄭毓秀似乎印象極為不佳，他在1930年7月16日的日記中說：“見法國人Chadourne與Fonterioy，他們為李石曾、鄭毓秀辦一個La China Novelle月刊，想我參加，我婉辭了。”而到了同年9月3日的日記又說：“晚上聽人說，法國人Chadourne受李石曾、鄭毓秀的委托，辦一種法文月刊，名‘LaChinaNovelle'。此君對人說，應請胡適加入撰述。此話被他的老板們知道了，這刊物就停辦了（此月刊的第一期文字已排成大半，我曾看見校樣）。這又是‘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了。”在1931年1月2日的日記中又說：“到Hussy家訪顧少川夫人（按：顧維鈞夫人黃蕙蘭女士），即在那里打撲克牌。晚飯席上Mrs.Hussy提議發電報給鄭毓秀賀年，我不開口。

后來她真用鉛筆寫電稿了，我才說：‘請不要放我的名字。'這班女人太不愛惜臉面！”甚至在同年的1月17日的日記中，胡適寫道：“（楊）仲瑚做了鄭毓秀的姐夫，遂得特區（公共租界）法院院長。我因此不與他往來。近日孟麟、昌之為同鄉程庸熙醫生被捕事，天天來求我去看楊君，不得已去訪他，不遇，投一片而行。”先是拒絕在與鄭毓秀相關的刊物上寫稿，再則不在眾人聯名的賀年電報上簽名，到后來甚至因是其姐夫之關系，而不與楊仲瑚往來，這對素來“理性”、政通人和的胡適而言，頗為不尋常。

但尤有甚者，胡適在1930年10月11日的日記上說：“……后來夏奇峰也來了，他最知道鄭毓秀和王寵惠、魏道明等人的故事，談得甚有趣味。鄭毓秀考博士，亮疇（按：王寵惠）與陳箓、趙頌南、夏奇峰諸人皆在捧場。她全不能答，每被問，但能說：‘從中國觀點上看，可不是嗎？

（AnpointdevueChinoise，nestcepas？）'后來在場的法國人皆匿笑逃出，中國人皆慚愧汗下。論文是亮疇做的，謝東發譯成法文的。”日記接著還有一段更勁爆的：“她的侄兒小名阿牛，有一天撞見她與魏道明裸體相抱，她惱怒了，把他逐出。此人即前月與電影明星李旦旦結婚同赴歐洲度蜜月的。魏道明之母常逼他結婚，他無法，乃令人從孤兒院中抱一小兒來家，說是鄭博士所生。”胡適提到小名“阿牛”的鄭毓秀侄兒叫鄭白峰，當時是日內瓦國際聯盟的秘書。

而李旦旦原名李霞卿，生于1912年，廣東番禺人，父親李應生是位愛國志士。李霞卿幼年隨父留學歐洲，后定居上海。由于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李霞卿個性活潑，思想開放，多才多藝，更具一項重要素質--膽識過人。

1925年底，李應生與黎民偉在上海創立民新影片公司--李應生是黎民偉的親戚，公司由李應生任經理，主管經濟和營業，黎民偉任協理兼制造部長，主管制作和技術。李應生并任影片《和平之神》的制片以及影片《三年以后》的監制，1927年任《復活的玫瑰》《海角詩人》《天涯歌女》等片的制片人。他還引導女兒李霞卿進入電影界，并為其取藝名“李旦旦”。李霞卿首先參加了電影《玉潔冰清》的拍攝，充當一個配角。從沒拍過電影的李霞卿，一點也不怕鏡頭，表演十分成功，導演卜萬蒼、編劇歐陽予倩對她特別滿意。

此后，李霞卿連續主演了《和平之神》《海角詩人》《天涯歌女》《五女復仇》《西廂記》《木蘭從軍》等影片，被譽為“天天向上的李旦旦”。她的劇照及生活照充斥于報紙雜志。

李霞卿外形漂亮，有著圓圓的臉龐、適度的身材、動人的體態，還會騎馬、游泳、開汽車，是一位新型女性的典型。而正當人們以為李霞卿將沿著電影明星的路子一直走下去之時，她卻離開影壇，嫁給了鄭白峰--據說這是鄭毓秀一手安排的。李霞卿隨丈夫到日內瓦居住期間，在那里加入航空學校，學習飛行。幾年之后，她又轉到美國奧克蘭波音航空學校深造，掌握了各種復雜的飛行技術，并成為美國婦女航空協會會員，加入了卡特皮勒飛行俱樂部。1936年，李霞卿乘美國柯立芝總統號油輪回到上海，頓時又成為新聞人物。同年，“上海市民獻機命名典禮”在龍華機場舉行，觀者如潮，達十五萬人。李霞卿當場與另一駕駛員登機凌空表演，轟動效應可想而知。要知道，在那個年月，女子會開汽車能有幾人？更沒聽說過女子開飛機了！更何況這位女子還是電影明星呢！以后，李霞卿駕機飛南京、洛陽、成都、西安、昆明、貴陽、太原、北平等城市，還撰寫了一部二十萬字的《改革中國航空的建議》。“八·一三事變”后李霞卿遷居香港，后又赴美國芝加哥。在美國，她駕駛一架名為“新中國精神號”的單翼型飛機，做了一次極為轟動的環美飛行。在美國，李霞卿又接受派拉蒙影業公司邀請，參加了以中國抗日戰爭為背景的影片《歧路》的演出。長期以來，一些書刊錯誤傳抄李霞卿于1940年（或1944年）在一次飛行事故中“結束了年輕的生命”，而實際上她一直到1998年才在美國逝世。

關于胡適說到的1924年鄭毓秀在法國巴黎索邦（Sorbonne）大學（巴黎大學的前身）考博士的情形，傳記作者唐冬眉在《穿越世紀蒼茫--鄭毓秀傳》一書中說：“若干年之后，鄭毓秀都還記得博士論文答辯時的情景：她穿著一件白底藍花的上裝，衣服裁剪得體，恰到好處地勾勒出中國女性柔美的身軀，耳垂上戴著一副母親送給她的玉耳環，手腕上一對玉手鐲，烏黑油亮的頭發，一絲不亂地緊貼在耳后，露出她那寬大飽滿、充滿智慧的額頭，冰清玉潔的裝扮，體現著東方女性優雅的氣質和風韻。

在巴黎大學一座哥特式建筑風格的教室里，主考官穿著紅色長袍，坐在巨大的桌子前，鄭毓秀手拿著論文，用地道的法語宣讀著她的論文概要，她微微有些顫抖的聲音，在高聳的圓拱形天花板下空洞地發出回聲。那一刻是緊張而激動的，當主考官全票通過鄭毓秀的博士論文之后，她向老教授們深深地彎下腰，表示她的真誠謝意。然后，她沖出教室，撲向早已在外等待消息的魏道明，高興地喊道：'通過了，通過了！'”較之胡適日記所載，似乎后者更為真實些。筆者不知傳記作者的這些場景的描寫是根據鄭女士的回憶錄，或傳記作者自己的想象，但較之夏奇峰的描述，是有些避重就輕而少了臨場感。夏奇峰說：“她全不能答，每被問，但能說：'從中國觀點上看，可不是嗎？（AnpointdevueChinoise，nestcepas？）'后來在場的法國人皆匿笑逃出，中國人皆慚愧汗下。”

雖只有短短幾句，但若非在現場的人，是無法說出那種場景的。因此這件事該是信而有征的，何況胡適素來講究'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對于無稽之談，他大概會一笑置之，而不會鄭重其事地把它寫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