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主政后，曾設立四個“銅匭”，以鼓勵天下臣民直接上疏皇帝。銅匭，是一種銅制的容器，相當于現在的檢舉箱。武則天此舉，主要目的是為告密之人提供方便，為其鏟除異己搜集證據。在這種高壓氣氛下，朝野臣民迫于酷吏的嚴刑和女皇的淫威，大都如履薄冰，噤若寒蟬。即使在武周后期，政治環境相對寬松的情況下，那些以復興李唐為己任的大臣們，也沒人敢公開上疏要她還政。這種僵局，最終被一個名叫蘇安恒的平民打破。

在歷史上，以高官級別上疏指責國君過失者，已是鳳毛麟角;而以草根身份兩次上疏請皇帝退位者，恐怕也只有唐朝的蘇安恒了。蘇安恒(？—707)，冀州武邑(今河北武邑縣)人，史書稱他“博學，尤明《周禮》及《春秋左氏傳》”。雖然是一介平民，且無任何政治背景和門閥優勢，但蘇安恒卻有一顆拳拳忠唐之心，尤其對武則天篡位一事骨鯁在喉。由于身份限制，蘇安恒一直沒有機會當面上疏;于是，銅匭成了他冒死進諫的渠道。

長安元年(701)八月，蘇安恒上《請復位皇太子疏》。內容主要有兩點：一，他認為武則天年事已高，處理繁重的國事，不利于圣體安泰;而皇太子年富力強，不如禪位于太子，自己安享天年。二，他主張將武氏諸王全部降為公侯，任其閑居，同時要將二十多個李姓子孫全部裂土封王。蘇安恒還威脅似的說，如果不這樣做，一旦陛下死后，武氏諸王將難以自處(《全唐文》)。對此，武則天“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資治通鑒》)。

次年(702)五月，蘇安恒又上《請復位皇太子第二疏》。與上次相比，這份奏疏措辭尖銳，態度激烈。蘇安恒認為，武周政權“運祚將衰”，完全是因武則天“微弱李氏，貪天之功”而致。他諷刺武則天占據皇帝寶座，是“鳩占鵲巢”。如果繼續這樣，“將何圣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他勸武則天盡快將神器歸還李家，否則“物極則反，器滿則傾”(《全唐文》)。武則天既“不納”，也“不之罪”(《資治通鑒》)。

蘇安恒兩次上書的目的很明確，即女皇禪位，恢復李唐。這兩份奏疏，無異于兩次晴天霹靂，使朝野震動。雖然蘇安恒身份微賤，但大臣和史官們并沒有因此而忽略他的呼聲。畢竟，蘇安恒上疏所言之事，不僅是他個人的看法，同時也代表了多數人的觀點，反映了朝野中擁護李姓宗室復位的共同心聲。《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全唐文》等多部史籍，都記載了他的事跡或收錄了他的奏疏，可見這件事在當時影響之大。

若在以前，依武則天殺伐決斷的一貫作風，蘇安恒就是有十個腦袋也掉光了。但民心不可違，加上武則天年近八旬，體弱多病，對什么事情都看開了些，所以也只好視而不見了。武則天雖然很有才干，頗有政績，但這些優點卻始終不能撫平李唐臣民的忿忿不平之心。人心不附，精力衰退，武周政權出現滑坡是必然的。對于蘇安恒的批評和諷刺，武則天一次給予安撫，一次干脆冷處理，反映了女皇晚年對于退位、復唐趨勢的某種認同。

然而，權力對于武則天來說，有著難以割舍的親和力，何況她曾為之奮斗了幾十年。武則天抱定“人在權在”，即使將“政事多委易之兄弟”，也不肯把權力交給太子。蘇安恒見兩次上疏無法讓女皇就范，便把矛頭指向了張氏兄弟。長安三年(703)九月，蘇安恒借張氏兄弟構陷御史大夫魏元忠一事，又上《理魏元忠疏》伸張正義，說他們“豺狼其心”，結果“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資治通鑒》)，多虧眾人搭救才逃過此劫。

蘇安恒的上疏，雖然沒能取得實質效果，但其無畏之舉，卻將李唐舊臣從沉默中激活。之后，要求武則天退位的呼聲越來越高。神龍元年(705)正月，武則天被迫退位。不久，蘇安恒被提拔為習藝館內教。神龍三年(707)十月，蘇安恒不幸被牽連進節愍太子誅殺武三思一案，冤死獄中。唐睿宗即位后，以其“鯁直成操”，追贈為諫議大夫。敢為天下人之不敢為，兩次孤身請當朝皇帝退位，蘇安恒堪稱中國歷史上最牛的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