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得慢慢從明朝嘉靖年間說起。朱厚熜執政的嘉靖年間，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戰爭極多。南方的倭寇，外加北方的韃靼部落，每年輪流侵擾，史稱“南倭北虜”之患。論及影響，北方的韃靼侵擾，打得明王朝頭疼，每年都是幾萬人肆虐，邊關敗績連連，軍民死傷慘重。而東南的倭寇劫掠，卻更讓明王朝心疼：明王朝的財政稅收，絕大多數都指望東南沿海，倭寇一打劫，不但財產損失慘重，連帶著是年的當地稅賦，也都一股腦泡湯。

因此自從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起，倭患越鬧越兇，嘉靖皇帝朱厚熜，也越來越急，平倭的招數，能使的都使了，除了厲行海禁，嚴打走私外，更調兵遣將，集結精銳部隊到東南，多次重拳出擊，非要滅了倭患不可。但嚴打的結果，卻是經常被打慘。反映到戰場效果上，起初的明軍，更是灰頭土臉，多次被倭寇打得落花流水，戰況十分丟人。而且前線的作戰過程，還經常比想象得更衰：經常是沒打幾下，全副武裝的明軍，就做鳥獸散，被倭寇追得撒腿跑。之所以鬧成這樣，原因很多。首先倭寇問題，并非是海盜打劫這么簡單，成員也不止日本人。論及因素，既因為日本進入戰國時代，國內亂作一團，各色武士浪人結伙流竄，侵擾程度加劇。更因為東南沿海商品經濟發展，傳統的海禁政策已經過時，各地走私猖獗，明王朝既不開放民間貿易，更無力制止走私，于是走私團伙與日本海盜互相勾結，背后還有沿海當地大戶撐腰，以至于局面鬧得不可收拾。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軍事因素。發展到嘉靖年間，明朝傳統的衛所制度，早已經敗壞不堪，軍屯大量流失，士兵更紛紛逃亡，勉強服役的，絕大多數都是老弱殘兵，戰斗力極其不靠譜，上了戰場，更缺少殺敵立功的勇氣，招呼倆下子就跑路，那是常有的事。而倭寇這邊，更絕非簡單的強盜團伙，相反軍事素質極高，首先說武器，雖然在戰船和弓弩技術上，倭寇遠遜明朝，但是火槍技術卻極先進，特別是常年和葡萄牙人打交道，不但火器制造技術突飛猛進，戰術也日益成熟，還出現了線形射擊戰術，好些能征善戰的明朝猛將，都是陣亡在倭寇的火槍下。

除了火器外，倭寇的戰刀工藝也極好，特別是著名的武士刀，性能更強于明朝軍刀。而且就作戰而言，倭寇中的“真倭”，大多都是日本的浪人武士，即使放在日本，也都是戰斗力強悍的職業軍官，這么群人湊在一起，軍事素養極高，臨陣作戰，戰術紀律也極強，他們最擅長使用長蛇陣，將老弱兵隱藏在中間，精壯士兵打先鋒或者殿后，作戰時候的花招更是多，尤其缺德的是，針對明軍紀律敗壞的特點，倭寇還常故意把財寶美女扔到地上，引誘明軍哄搶，然后趁機沖殺。甚至好些以戰斗力強著稱的明軍，都被這種雷人戰法打垮。但作為一支曾經橫掃天下的虎師，在歷經多次失敗后，明軍很快煥發了斗志，一批仁人志士們采取募兵的方式，很快摔打出多支善打硬仗的鐵血軍隊，一群新興的名將也相繼脫穎而出。在嘉靖時代的最后二十年里，東南抗倭戰局，在這些將士的浴血奮戰下，終于艱難的朝好的方向扭轉著，并最終于嘉靖四十五(1566年)年，隨著最后一股倭寇團伙在越南萬橋山被殲滅，肆虐明朝近二百年的倭寇之患，終于徹底肅清。這是大明軍人的卓越功勛。

而在嘉靖年間跌宕起伏的抗倭戰爭中，涌現出的將星也格外多。但是，在曾經作為浙直總督胡宗憲的幕僚，幾乎全程參加抗倭戰爭的明朝大才子徐文長眼中，這些人里真正匹配得上“名將”身份的，滿打滿算不過三人：譚綸，戚繼光，俞大猷。而三人當中，對比職業武將戚繼光和俞大猷，譚綸，卻是唯一文官身份。

一：文官帶兵不簡單

三大名將中，論在后世的知名度，譚綸恐怕是最小。但論行政職務，他卻是最高，且另外倆位將星戚繼光和俞大猷，也都曾做過他的下屬。特別是今天已公認是民族英雄的戚繼光，和譚綸的淵源非常深，軍旅中最光輝的生涯，幾乎都是二人同呼吸共命運。而之所以說他，除了上述原因外，卻還因一個重要意義：譚綸的戎馬生涯，堪稱明朝“文官帶兵”景象的縮影。說起明朝“文官帶兵”這事，即使是好些現代人也唏噓，覺得外行的文官，偏要操持軍務，能打勝仗才叫怪。甚至一些專業史家，指摘明朝的弊病時，這也是重要一條。

這些指摘，確實也有一定道理，“文官帶兵”制度發展到明朝中期，已經成了一項固定制度。明初只能由公侯擔任，權力極大的“總兵”職務，到了明朝中后期，雖然依舊是武將的最高官職，卻早被牢牢壓制，不說上面有總督和巡撫倆個文職壓著，就連七品的御史，也可以不拿這官當回事。按照正德年間名臣楊一清的說法，文官面前，武將已經越發沒地位，就連一些以往雜役才做的事，武將們也心甘情愿被文臣使喚，平日工作往來，更是畢恭畢敬。這個制度當然也有問題，武將日益被邊緣化，戰斗熱情受打擊，而且文臣武將之間的關系，也因此越發惡化，文臣瞧武將是老粗，武將們雖說大多沒膽反抗，但心里卻怨怒，打起仗來更是陽奉陰違。由于文武不和而造成的敗仗，在明朝也一直不少。

但是明朝的文官帶兵，比起之前宋代來，雖說表面類似，卻至少還有一個重要進步：并不是所有的文臣，都能獲得帶兵的機會，明朝中期的文臣，更不會像宋代的范雍之流那樣，只憑著日常工作表現好點，哪怕半點軍務不懂，也能成為統兵一方的大帥。一介文官，想要在明朝帶兵，既要有真本事，更得有相關的歷練。而在這方面，明朝的政治體制，也有一套成熟的選拔培養流程。而作為明朝儒將的代表，譚綸正是從這個培養流程中摔打出來的。譚綸字子理，江西宜黃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進士，登第的時候很年輕，才二十四歲，但名次卻不算好，沒機會成為庶吉士，僅授官南京禮部六品主事。清水衙門里的小角色。

雖說正經學業不成，而且授官也不理想，但早年起的譚綸，也是個小有名氣的青年，有名的不務正業。喜歡的學問，都是正經老夫子眼里的閑篇：不但喜歡軍事，好讀兵書，而且還常寫心得體會。甚至日常生活中遇到些許小事，哪怕碰上斗蛐蛐這類閑事，也常和軍事聯系起來，研究兵法從來著迷。其作品《說物寓武》，就是此中的得意之作。這愛好在后人看來，屬于軍事天賦。但在當時好些人看來，純屬閑的難受。而且譚綸早年干過的閑事，還不止這條，更喜歡戲曲藝術，不但愛好填詞，更喜好琢磨曲牌，一研究起來，也同樣入迷。而后來的人生里，看似不務正業的譚綸，在這兩件入迷的事上，都做出了不小的成就。

當然這兩件閑事里，倒也體現了譚綸的一大優點：認真。只要愿意干的事，就會傾注百分百的心血，不干好不罷休。步入仕途后，他這認真的特點，也很快嶄露頭角。外加他天資聰穎，說話辦事穩重。沒過多久，竟也進入了朝廷的視野，成為栽培對象，很快就換了工作：升調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雖然還是在清水衙門的南京，但這個調動卻非同小可，南京的衙門，絕大多數是閑職，唯獨不清閑的，卻是執掌東南兵權的南京兵部。而職方司，更是其中極其重要的衙門：日常掌管各地軍事資料，戰時更要負責制定作戰方略，工作瑣碎辛苦。但這個職務，卻是明朝“文官帶兵”的一個重要跳板，通常擔當這個職務的，都是朝廷眼中，未來統兵打仗的角色。給這個崗位既是考察，更是難得的磨練機會。比如弘治年間的軍事家劉大夏，便是從這個崗位走出來的。

在這個崗位上，譚綸一樣做得認真，尤其重要的是，通過這些辛苦瑣碎的工作，大明軍備的實際情況，也逐漸了然于胸。怎樣打勝仗，也是這位青年書生一直苦苦思考的問題。而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五月，一場意外的危機，卻令常年苦苦思考的譚綸，得到了一展身手的機會：有股囂張的倭寇，居然突破明朝水師的層層防御，一下殺到南京城下，消息傳來，整個南京都亂了套，官員們慌了神，守軍們也嚇得哆嗦，眼看一場浩劫在所難免。危急時刻，譚綸卻猛得站了出來，甚至主動請命，臨時招募了周圍一群壯丁，總共五百多人，簡單教授點武藝戰術，就急火火上了戰場，按照軍事常識，這群人去打倭寇，還不夠給人塞牙縫的，但譚綸有辦法，一是會做動員，他口才很好，諸如民族大義之類的話一說，立刻把大家煽動得嗷嗷叫。然后也會抓戰機，趁著倭寇們剛登岸，腳跟都沒站穩，就突然發起攻擊，而且是倆面夾擊，一部分人正面沖，另一部分人側面打，一下把倭寇切割成兩半。而譚綸本人也不含糊，帶頭沖在第一線。就這樣連沖帶殺，竟然就把敵人打垮了。這仗打完，譚綸一戰成名，成了朝中擅長用兵的俊才，接著又得到新考驗：就任臺州知府。

二：譚戚共事，黃金搭檔

在嘉靖年間，臺州知府可是苦差事，雖然當地物產豐富，商貿發達，卻正處于倭寇侵擾的前線。倭寇鬧得最兇的那些年，這里常被“光顧”。到了這個新崗位上，當初從南京嘗到募兵甜頭的譚綸，這次故伎重演，利用朝廷許可，在當地招兵買馬，編練新軍，很快又練出了一支千人的勁旅。這支他苦心打造的部隊，長期學習荊楚劍法和方陣，作戰紀律性極強，而且勇猛無比。多次挫敗倭寇進攻，幾年下來，戰果累累。雖然一直勝仗，但譚綸很快就發現力不從心，自己的這些軍事本領，最強的是駕馭將領和管理士兵，但具體到手把手訓練，實在不是所長，累死累活這么多年，最多也只能訓練這點人馬，每年用來保衛地方，尚且勉強，至于乘勝追擊，徹底殲滅倭寇，實在不夠用。

而這也是譚綸臺州知府任上的最大收獲，他認清了自己，為了實現肅清海疆的理想，他迫切需要的，是一位擅長練兵，精通軍務，且志同道合的搭檔。苦苦干了幾年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譚綸終于等來了這個搭檔，也是他一生的戰友：參將戚繼光。作為一個卓越的軍事家，戚繼光經過幾次戰斗，也發現了明朝政府軍的問題：士氣低落，作戰怯懦，毫無積極性。指望這幫人掃平倭寇，八輩子都沒戲，得練兵。而在練兵這事上，戚繼光胃口更大，他決心訓練一支數千人的鐵血精銳，作為平定倭寇的專用部隊。想法很好，但做起來不容易，謹慎的戚繼光，也給出了自己的時間估算：至少得三年。

也就是說，三年里，戚繼光的主要任務，只有練兵。諸如倭寇侵擾，保衛疆土之類的事，基本要靠譚綸苦苦支撐。要碰到一般知府，聽到這計劃得跳腳。但譚綸卻毫不猶豫的接受了，驅逐倭寇，建功立業，是他的夢想，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精準的判斷眼光，這個叫戚繼光的青年將領，是大明朝不世出的練兵人才，他說三年，準錯不了。于是接下來的三年里，譚綸一直苦苦支撐，三年間，倭寇多次大規模進犯，譚綸手里兵少，硬碰硬沒戲，就想盡辦法抓防守，除了修繕各類衛所工事外，還開動腦筋使計策，敵人進攻的時候，及時得到消息，把百姓安全轉移入堡壘，嚴防死守不叫鬼子搶走一粒糧，等著敵人受挫了，再瞅準機會打幾把，倒也有不少斬獲。除了辛苦支撐外，作為知府，譚綸也不遺余力，盡可能為戚繼光提供后勤支持，能幫的忙，能扛的事，他全干了。

戚繼光果然不負所托，幾年辛苦磨練，終于練出了一支虎師，而后倆人密切配合，在臺州多次挫敗倭寇進犯，尤其著名的，便是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臺州九戰。這場歷時月余的慘烈廝殺中，戚繼光的新軍正面打，譚綸的親軍側面抄，二人密切配合，連續九次告捷，給予浙江倭寇毀滅性打擊。戰后盤點：明軍以不足三千人的兵力，斬首倭寇上千人，令溺死倭寇過萬，總殲敵數量數萬人，堪稱明朝抗倭戰爭以來的最輝煌勝利。此戰之后，飽受倭寇肆虐的浙江省，從此永享太平，再不見倭寇侵擾。而這支譚綸配合，戚繼光苦心訓練的虎師，正是大名鼎鼎的戚家軍。

臺州九戰的輝煌戰果，令二人名揚天下，甚至還獲得了一個并稱綽號：譚戚。但不久之后，這對老搭檔卻不得不拆分：譚綸先因公調任福建參政，其后又逢親人過世，回家丁憂。期間也曾短暫復出，平定過饒平林朝曦的叛亂，建樹頗多。而這時的老戰友戚繼光，卻在浙江和福建之間折返跑，自從臺州九戰后，浙江太平了，福建卻遭殃了，不敢去浙江找倒霉的倭寇，一股腦全跑去了福建。戚繼光起初也曾奉命救援，歷經橫嶼和牛田之戰，殲滅數千倭寇，滿以為萬事大吉，誰知他前腳剛走，后腳倭寇又卷土重來。戰斗一直不停。

而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福建的戰局更惡化了，一股兩萬多人的倭寇，竟然攻克了福建興化，明朝調集重兵，戚繼光，俞大猷外加劉顯，三位名將大軍壓境，可這么大軍事行動，更要有個總指揮。于是譚綸再次出馬，以福建巡撫的身份坐鎮指揮。這次譚綸也不含糊，不但巧妙調和了三位猛將的關系，而且從容部署，依照三人不同的作戰特點分工：戚繼光戰斗力強，負責正面突破，劉顯擅長山地戰突襲，負責側面包抄，俞大猷精通水戰，負責斷敵后路。這樣一分工，戰況立刻順利，明軍摧枯拉朽一般，一舉收復興化城。戰后盤點，明軍殲敵三千多人，解救被擄百姓兩千多，次年二月，譚綸更與戚繼光密切配合，在仙游之戰中全殲兩萬倭寇。至此，福建倭患，完全肅清。

和其他幾位抗倭名將最大的不同是，如戚繼光，俞大猷，劉顯等人，都有自己專門招募的親信部隊。但譚綸卻是另外情況，按照他自己的話說，自己帶將比帶兵強。事實也正是如此，譚綸性格穩重，戰略眼光卓越，外加作戰身先士卒，哪怕再驕橫的武將，對這也極佩服，外加此人熟悉人情世故，善于駕馭拿捏武將脾氣，因此行軍打仗，再難處關系的武將，和他的脾氣也能對路，配合十分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