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一到，財神登場。迎財神是新年期間的重要活動。《上海風俗瑣記》載：“吾國習俗，以為元月五日為財神誕辰之日，故必先期迎接，則一年之內，財源必能富裕充足。”北方也有些地方把正月初二視為財神誕日。在這一天前后，古人往往會通宵達旦地燃放爆竹煙花，仿佛要以這種辦法刷出存在感，以求財神爺的深情一瞥。有些地方還會“掛牲接神”，殺牛宰羊，好好為財神爺過這個生日。

除了“迎財神”，還有“送財神”。舊時的習俗，新年那天，會有乞丐挨家挨戶送上一張財神畫像或在墻上畫上財神，說幾句吉利話，以向戶主討賞錢。近世學者胡樸安輯錄的《長沙新年紀俗詩》中就有關于此事的詩句“巧把財神紅紙裁，乞兒持送進門來”，其詩旁注更加清楚地描述了這一現象：“新歲初間，乞兒以紅紙印財神像，沿家致送，索喜錢十文，名曰送財神。”

楊家埠木版年畫之財神叩門來

財神與人們的生活如此密切相關，但知道他姓字名誰的，卻寥寥無幾。他的歷史原型究竟是誰？他真的很有錢嗎？

財神爺是誰，他真的有錢嗎？

在中國古代，財神并非專指一個人物，而是“多位一體”的。在中國民間想象中，有一個非常龐雜的財神譜系。在這個譜系中，占有最重要位置的是趙公明、關羽兩位武財神和比干、范蠡兩位文財神。這文武四位財神，一般被稱之為“正財神”。

其中，趙公明并非歷史上的真實人物，而是在不同典籍和文學作品中不斷被豐富起來的形象。關于他的傳說，最早見于兩晉南北朝之際的《搜神記》、《真誥》等書，那時他的形象是一位受上帝之命來到人間散布害氣、取人性命的將軍，近乎瘟鬼冥神。此后他也一直作為瘟神出現，變化不大，直到元代秦子晉在《新編連相搜神廣記》“后集”中，才為趙公明增添了一份兼職：“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對神禱，無不如意。”在明代許仲琳的小說《封神演義》中，趙公明死后被姜子牙封為“金龍如意正一龍虎玄壇真君之神”，專司“迎祥納福，追逃捕亡”。他麾下四位正神的名號更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充滿節日的喜慶色彩：招寶天尊、納珍天尊、招財使者、利市仙官。能統帥招寶、納珍、招財、利市者，自然是大財神了。這成為民間將趙公明視作財神的文獻依據。

關羽、比干、范蠡三位都是真實的歷史人物，作為財神的一面，文獻典籍記載較少，一般是以民間傳說的方式流傳，當然這些傳說都是荒誕不經的。

據說關羽之所以受到商人的推崇，除了本人忠肝義膽、公正無欺外，還因為身在曹營期間他發明了后世商人所用的記賬法。比干則是殷商忠臣，因直諫被剖心而死，因“無心”而被民間附會為“無偏私之心”，故成了生意人所崇拜的財神。

財神關羽

范蠡在民間一直有“商圣”的稱號，清代的紹興商會甚至奉他為商祖。他本是春秋時期越國名臣，輔佐越王滅吳后，知謙抑之道，功成身退，更名易姓，隱居民間悶聲發大財。他在“陶”這個地方，號“朱公”，所以又叫“陶朱公”。《史記?貨殖列傳》講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會做生意，品德又好，漸漸便被民間奉為財神。至今民間流傳著關于財神范蠡的民歌：“大財神，出凡塵，三聚三散越王臣；越王臣，富貴身，手里捧個聚寶盆；聚寶盆，天下聞，財源滾滾滿乾坤……”因他擅長經商，古代民間流傳多種經商秘訣之類的書籍，皆假托于他的名下，與今日網絡上各種“心靈雞湯”皆假托出于名人之口，如出一轍。

那么問題來了，我們所列舉的四位財神，除了范蠡，都不是“有錢人”。尤其是關羽，“輕財重義”的特點更是天下皆知。就算是最富有的范蠡，也動輒散盡千金，根本不符合財富積累、擴大再生產的現代商業經。他的道德色彩，是勝過財富色彩的。財神中，就沒有一位純粹的富人嗎？

按照呂微在《隱喻世界的來訪者：中國民間財神信仰》一書中的觀點，我們上述四位財神屬于正財神，此外，還有偏財神、準財神、活財神等等一眾財神。

活財神，就是純粹的富人，指生前即享有財神之名的人。這些人死后，經過民間傳說的演繹，也進入了民眾的財神信仰體系，有一定影響。活財神主要有：以“斗富”聞名歷史的晉人石崇、宋代權相蔡京、明代江南富商沈萬三、明代嘉靖朝首輔大學士嚴嵩等人。

石崇曾以財神的形象出現在清代的楊柳青年畫中，據說蔡京的生日便是正月初五，民間附會，破五迎財神即是紀念蔡京的生日……活財神的形象基本上都是純粹的富人，沒什么道德色彩，簡單因有錢而為神。這些人中，石崇不知謙抑、窮奢極欲，高調炫富，與知退讓、善隱遁的范蠡形成鮮明對比，也與中國民間“不露富”、“悶聲發大財”的低調傳統背道而馳。蔡京、嚴嵩都以奸相名世，庫中的銀子多是搜刮民脂民膏。

當然，這些人作為財神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是遠遠低于趙公明、關羽、比干、范蠡四位形象光輝的正財神。從總體上看，中國財神形象的道德色彩勝過財富色彩。也就是說，中國財神，并不是以有錢人為主，這是為什么呢？

關羽、比干不是有錢人，如何成為財神？

宋代文獻始出現描繪“財門”、“財馬”年畫的記載，因此，學界一般認為財神信仰始于宋代。而宋代恰恰是一個商人地位和精神面貌發生巨大變化的一個朝代。余英時先生在《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指出，受中國新禪宗出世之學的影響和沖擊，從唐代韓愈起，儒學便逐漸由章句、門第禮學，向人倫日用之學的轉變，宋明儒學更是繼承了這一點。禪宗講“劈柴擔水、無非妙道”，儒家也開始講，經商治生，無礙圣人之道。這就為商人地位的上升和儒生“棄儒就賈”掃清了思想障礙。而宋太宗“盡收天下之利權歸于官”，這一經濟政策的變化間接凸顯了商業活動的重要性。在這種背景下，商賈的社會地位不斷上升，士人多有出于商門者，而豪杰才俊之士亦多有從商者。商賈階層被賦予了“睦姻任恤”的色彩，承擔起社會公益事業。商賈階層被逐漸道德化，讀書人也不再羞于進入商賈階層。而讀書人的進入，又進一步使得商賈階層被道德化。

在這種情況下，財神信仰也就成為了儒家道德理想與商賈階層經商治生之間的一個連接點，財神自然而然具有了兩重面相：代表了儒家道德的圣人面相，代表了世俗成功的富商面相。如余英時所言，當越來越多的文人“棄儒就賈”，則越來越多的儒家價值觀便被帶入了商賈階層。當這種價值觀越來越強勢，“重義輕利”的儒家信念就會發揮作用，唯義之所在，財神有錢沒錢，反而沒那么重要。另外，當財神的形象越道德，也就越發加固了商賈階層的道德自信：我們所信仰的神靈，與儒家的圣人沒什么不同。如王獻芝所言，“士商異術而同志”，經商治生之中，自然亦有圣人之學。

因此，財神面相中圣人的一面最終壓倒了富商的一面，石崇、蔡京、沈萬三、嚴嵩等人作為財神鮮為人知，更具有神圣色彩或道德色彩的趙公明、關公、范蠡、比干卻作為財神的正神而廣為流傳。

參考文獻：

呂微：《隱喻世界的來訪者：中國民間財神信仰》，學苑出版社2001年版

殷偉、殷斐然編著：《中國財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鄭建斌：《中國財神》，中國工人出版社2007年版

烏丙安：《中國民間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余英時：《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