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來，西學東漸，大量西方研究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知識界與文學界產生了頗為深遠的影響。日前，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這套叢刊選印了近百部二十世紀上半葉出版的漢學譯著，而且是1949年以來國內不曾重印的學術著作，盡管其中不乏觀點過時、尤可商榷的內容，然而其作為中國學術史之一部分，亦不可忽視。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轉載叢刊分卷序言。本篇為《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之“古典文獻與語言文字”系列分序，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新青年》刊登的《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

1930年代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一個黃金時期。從晚清的白話文運動，到白話文在民國初年被定為現代國語，中國的語言也就是“漢語”本身便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在漢語的這一現代轉化過程中，“新文學”即白話文學、又或稱國語文學的異軍突起，又起到極為重要的推進作用。因此，現代的漢語和文學，從一開始就如雙生子一樣關系密切，不可切分。

當然，白話文與白話文學的興起，原因不只一個，但不能否認的是，在漫長的從“邊緣”變為“正統”的道路上，它們都受到過外來的語言和文學的刺激。這里面既包括有現代漢語對“外來語”的吸納、新文學對外國文學的模仿，也包括了引入歐美日的方法，對漢語和文學加以研究。這個研究，還不單單是針對現代的漢語和文學，也針對古代的漢語和文學。

伴隨著漢語和文學自身的演變，而在語言學界及文學研究界發生的這些轉變，其實是中國學術在各個領域實現其現代轉型的一部分，也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的一個基礎。隨著對東洋西洋從觀念到方法、從文獻到詮釋的全面開放，大約在1930年前后，中國的語言學和文學研究也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

這個黃金時代出現的很多學術成果，都是當時中國學者在傳統學問的基石上，吸收外國的方法、結論得到的，如王力所說，那時的語言學，“始終是以學習西洋語言學為目的”，文學研究也莫不如此。所以，要想說明這個學術上的黃金時代究竟是什么樣的，又如何形成，勢必要對當時的國外漢學知其一二，尤其要對翻譯成中文出版的漢學書籍有一點了解。

語言學方面，自《馬氏文通》引入西方語法之后，在中國影響最大的恐怕就要數高本漢。從1927年的《左傳真偽考及其他》，到1972年的《中國聲韻學大綱》，他關于中國語言學的論著幾乎都有在中國包括香港、臺灣翻譯出版。據說早年間，在他的音韻學論文尚未譯成中文出版前，錢玄同就已經拿著其中幾頁，作上課的教材用。他的《中國語言學研究》的譯者賀昌群也曾說：在語言音韻學方面有所成就的學者，都是借高本漢之力。

瑞典漢學家高本漢

文學方面，一個突出的現象是，日本漢學家的著作被翻譯出版最多。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日本在歷史上受中國文化影響甚深，日本漢學家普遍有很好的漢學功底，到了明治維新以后，又先于中國接受歐美的思想、文化和學術，這兩方面的結合，促使日本漢學界產生出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其中就有像児島獻吉郎、鈴木虎雄、本田成之、青木正児、塩谷溫、梅沢和軒等人的著作。這些涉及中國古典文學、藝術、思想等領域的論述，兼有東西之長，比較容易為中國學界理解和認同，因此，在現代中國的文學史、文學批評史、藝術史、哲學史等學科領域，日本的研究范式一度相當流行。

說到外國漢學的影響，還不得不提及外國漢學論著的翻譯出版，在1930年代前后是又多又快，像成書于1932年的石田干之助的《歐人之漢學研究》，1934年就有了中文譯本，就是典型的一例。這固然是由于當時的中國學界對于及時掌握外國漢學動向，有一種普遍的要求，可是不能忘記的是這些漢學論著的譯者，在這中間扮演了很重要的“驛騎”角色。

在這里，也許不需要再去重復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這一黃金組合翻譯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的故事，不需要說明高本漢論著的大多翻譯者，如張世祿、賀昌群等，也都是很好的專業學者。就連最早的《左傳真偽考及其他》，也是經胡適推薦，由當年聲名鵲起的新銳陸侃如、衛聚賢合作翻譯的。而在陸侃如看來，他們的譯介，就說為了“東海西海互相印證”（譯跋）。

值得一說的，倒是譯過不少日本書籍、不限于漢學著作的孫俍工。孫俍工1924年赴日留學，他本來學的是德國文學，可是很快翻譯了鈴木虎雄的《中國古代文藝論文》、塩谷溫的《中國文學概論講話》、本田成之的《中國經學史》、児島獻吉郎的《中國文學通論》，興趣完全轉到對中國古典的研究。他在各書的譯序中，談到過對中國只有整理國故、保存國故的口號、成績卻不如日本的看法（《中國古代文藝論史》），談到過他要借翻譯來使人看到在被我們自己拋荒的文學園地里，經別人代耕，而有怎樣一番禾黍芃芃的景象（《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也談到過如本田成之對于孔子“別開途徑”的理解，可為中國學者取法實多（《中國經學史》）。對中日學界當時情況的判斷，大概是他譯書的動機。據說他在1928年回國任教后，短短幾年就編出幾百萬字的書來，其中像《文藝辭典》、《世界文學家列傳》、《中國語法講義》等，有人說都涉嫌抄襲日人（彭燕郊《那代人·關于孫俍工》）。這也大可說明他心目中的日本學術，不光是漢學，何等優越。當然，他翻譯鈴木虎雄、塩谷溫的著作，按趙景深的說法，還是“對于中國文學的貢獻頗大”（《文壇憶舊·文人印象·孫俍工》）。

《中國近世戲曲史》，青木正児著，王古魯譯。

另外一位翻譯日文書極其勤奮的是王古魯。王古魯1920年赴日讀的本來是英文系，1926年回國后也教過英文，但是他翻譯過的日本書籍，題材廣泛而雜駁，涉及小說與經史之學、語言文學、民族和對外關系，既有論述，也不乏考據。由于他對日本學界的追蹤，與他對中日關系的觀察是聯系在一起的，因此，他在1931年翻譯的田中萃一郎《西人研究中國學術之沿革》、1934年編譯的《傅斯年等編著東北史綱在日本所生之反響》、1936年編寫的《最近日人研究中國學術之一斑》，都在中國學界引起過強烈的反響。在他翻譯的文學論著中，最有名的恐怕就是青木正児的《中國近世戲曲史》。吳梅早已表揚過他在翻譯中表現出的專業態度，即對青木正児引書“無不一一檢校”，故“可為青木之諍友”（序）。1956年他寫信給青木正児，又說此書不僅獲得“我國各方面極為重視”，還作為“中文本”，與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等六種，入選《蘇聯大百科全書》的“中國戲曲”條目。說明譯作本身成了經典。而這一次的翻譯，大概也為他后來到日本搜集古本小說、戲曲，最后成為造詣頗深的中國文學史研究專家做了很好的鋪墊。（來自澎湃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