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和”

“中庸”是古代先民孜孜以求的美德，其首見于《論語·雍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禮記·中庸》亦云：“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系指“中用”，“中用”即“用中”，清人劉寶楠《論語正義》曰：“用中即中庸之義是也。”中庸觀念強調的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恰當適度，恰到好處，知乎所止，對欲望、情感和行為等有所節制，找到最佳的平衡點，講究一種分寸感。南宋大儒朱熹將《偽古文尚書》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破解為古代圣人秘不示人的“傳授心法”，即“十六字心傳”。“允執厥中”講的就是行中庸之道。

與“中庸”概念相近，古人有“中和”一詞。“中和”概念，較早見于《中庸》與《荀子》，《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里謂“和”為“中節”，并把“中和”提升到宇宙精神的高度。朱熹《中庸章句》釋曰：“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正心，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

儒家的誠意正心、修齊治平的社會改造方案，是由內及外、由吾及彼、由人及物、由近及遠的進路，強調的是由改造人性，進而改造社會，終至天下太平。

在儒家看來，作為社會共同體成員的個人，如果人人能夠“文質彬彬”，“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威而不猛，恭而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做到情欲有節，行為有度，進退有矩，那么，整個社會與宇宙的和諧，也就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事情。整體的和諧，是建立在各個組成部分或元素的有機的、合理的比例關系之上的;社會的和諧，則有賴于共同體成員的道德存養與人格完善。“致中和”著眼于質的量的規定性，講的是適度、恰當、平衡與協調。

“和為貴”

歷史上作為社會規范與制度安排的“禮”，它的特性有二：其一是“別”。《左傳·僖公三年》云：“為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荀子·富國》曰：“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有稱者也。”其旨在依據共同體成員的職位、年齡、性別及血緣等因素來劃分權利和義務范圍，規定不同社會角色的各自行為選擇邊界，以此來避免因無別而造成的利益沖突和社會無序。其二是“和”。《論語·學而》載有子的話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這是講，“禮”以“和”為貴，是“和”的體現。制度化的“禮”與精神性的“和”，兩者剛柔相濟，不可或缺。如果事事循“禮”而不知尚“和”，便會“禮勝則離”，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反之，如果處處求“和”而沒有“禮”的制度保障，則會失之于流。

當然，“禮”能否落實“和”的精神、達到社會和諧的目標，關鍵要看它是否體現了正義原則。正義的通俗表述，指給同樣的事物以同樣的待遇，非正義乃是指給同樣的事物以不同的待遇。

和而解

《老子》第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此處，“一”指道，“二”指陰氣、陽氣，“三”指陰陽調和所形成的和諧狀態。萬物就是由兩種對立因素的配合而生。《周易》乾卦《彖傳》云：“保合大和，乃利貞。”這是說，陽陰合德，四時協調，萬物孕生，長治久安。“大和”即“太和”，強調的是矛盾的妥協性與統一性。《荀子·王制》曰：“和則一，一則多力。”這是說，“和”能帶來合力與雙贏。借用今天的說法，“和”是一種“文化軟實力”。

北宋哲學家張載把“和”提升到“道”的高度，并明確提出“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的命題，看重矛盾的妥協、沖突的化解、對抗的解除、斗爭的泯滅、戰爭的消弭，表達出和平主義的精神。張載在《西銘》開篇云：“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全句大意是說，人是天地所生，藐然介乎天地之中。充塞于天地之間的氣構成了人的身體，天地之間的主導便是人的天性。全人類都是同一父母所生的親兄弟，其他萬物都是人類的朋友。“民胞物與”的理念體現的是一種宇宙大愛，與曾經一度盛行的斗爭哲學與冷戰思維，恰處于愛與恨的兩極，形成鮮明對照。

“和為貴，忍為高”，“與人為善”，“仁者愛人”，“不與鄰為壑”，“四海之內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沖氣以為和”，“保合大和”，等等，這些信條千百年來鑄就了中華民族熱愛和平、追求和諧的民族性格。

林語堂在《中國人》一書中，分析了中國人的和平主義、豁達大度和老成溫厚的文化，他指出：“寬容是中國文化最偉大的品質，它也將成為成熟后的世界文化的最偉大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