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不僅改變了東亞的戰略格局，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在恩格斯看來，中國甲午戰敗的直接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政府和軍方所奉行的被動防御策略。今天，重溫恩格斯當年的論斷，從攻防技術發展的不對稱性審視這場戰爭，既可為甲午戰爭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也可啟迪對于中國國防戰略的深度思考。

甲午戰爭前三次中日攻防對弈

史書記載的第一次中日戰爭是公元633年白江口海戰，日本為當時的唐朝所敗。第二次戰爭是13世紀中后期，蒙古帝國的統治者忽必烈兩次發動對日戰爭，日本借臺風即所謂“神風”擊敗了忽必烈的艦隊。第三次戰爭是16世紀末，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傾舉國之力攻打朝鮮，被明軍與朝鮮軍合力擊敗。

甲午戰爭之前的中日三次戰爭，從攻防對弈的角度進行考量，可發現一個共性的特征，即三次戰爭最終的勝利者都是防守方，而非進攻方。那么，究竟是何種因素造就了防御方的勝利，就成為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在筆者看來，甲午戰爭之前中日兩國的三次戰爭，防守方的勝利是與軍事技術發展的攻防不對稱性密切關聯的。在軍事技術史上，攻防技術發展不對稱的情況經常發生。在冷兵器主導戰爭的時代，城池和要塞成為攻防作戰的主要對象，攻城技術長期落后于守城技術，從而使得攻城戰在很大程度上演化成為曠日持久的消耗戰。甲午戰前的三次中日戰爭處于冷兵器時代和冷熱兵器并用的時代，火器雖已發明，但尚未成為主導兵器，蒸汽動力和鋼制裝甲則尚未出現。因此，進攻的一方只能依靠木質戰船遠涉重洋，在克服颶風、海嘯等自然因素影響之后，又需面對攻難防易的不對稱律制約，陷入攻堅作戰的不利境地，一旦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勝利的天平往往會向防守方傾斜。

正是在19世紀70年代，火炮后坐力消減技術的重大突破，給戰爭攻防格局的轉變帶來了新的契機。1879年，法國人莫阿經過多次試驗，發明了名為“制退復進機”的火炮反后座裝置，成功實現將炮身后退的動能轉化為復進力，將炮管退回至發射前的位置，使之重新處于待發狀態，從而極大地縮短了火炮的發射時間，將火炮的射速提高至每分鐘20發以上。速射火炮的出現，與1883年發明的馬克沁機槍結合，共同引領軍事技術史進入速射火器的時代。從這一時期開始，由速射火炮提供的強大火力，已經足以挑戰固有的防御體系，軍事技術的攻防不對稱律再一次向攻易防難的方向發生逆轉。

甲午戰爭處在攻防逆轉關鍵節點

中日甲午戰爭是在攻防技術對抗格局逆轉的關鍵時間節點上發生的。在戰前的30年間，世界海軍發展進入了鐵甲艦時代，這一時期海軍新技術層出不窮，裝甲、火炮以及魚雷技術的不斷發展，其發展變化速度快且充滿不確定性，使得身處其中的海軍將領應接不暇。面對軍事技術領域層出不窮的進展，中日軍方的高層在關鍵軍事技術的選擇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決策。中日兩國基于不同的軍備思想，分別發展了以防御為主和以進攻為主的兩套軍事技術系統。

對中方而言，以李鴻章為代表的軍務大員在籌建北洋水師的過程中體現出鮮明的防御偏好。他在1879年10月27日的奏折中說：“中國即不為窮兵海外計，但期戰守可恃，藩籬可固，亦必有鐵甲船數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護南北各口。”由此可見，防御是建立北洋水師的關鍵動因。在此思想影響下，清廷先后斥巨資訂購了“定遠”、“鎮遠”兩艦，這兩艘戰艦的設計與制造，凸顯了裝甲、噸位和重炮的優勢，這也與李鴻章立足防御的建隊思想密切關聯。相形之下，李鴻章等人對于當時方興未艾的速射武器顯得不甚敏感，加之清廷因重修頤和園而財政拮據，延誤了大規模引進速射火器以擴充軍備的時機。

與中國不同，日本擴軍備戰的根本動因就是為了對外擴張。在擴張政策的牽引下，日本加快了陸海軍的軍備步伐。為了對付北洋水師的重型鐵甲艦，日本高薪聘請法國海軍部的白勞易擔任日本海軍省顧問、海軍工廠總監督官，專門負責建造在火力和速度上足以對付“鎮遠”和“定遠”的“三景”艦，同時重金向英國阿姆斯特朗兵工廠訂購快速巡洋艦。依據藤村道生在《日清戰爭》中的記述，日本海軍為了彌補大炮的不足，建造了小型快速的巡洋艦，并安裝了剛剛可以應用的小型速射炮。這種小型速射炮雖然是12厘米至15厘米粗細的中口徑炮，但其發射速度卻為原來大炮的8倍，在同一時間內發射出大量炮彈，如果快速使敵艦接近中口徑炮的射程以內，便可完全削弱敵艦的戰斗力。較之中方，日軍的決策者認識到速射炮將成為擊傷敵艦、擊殺敵艦有生力量的主力艦炮，并將其大量裝備于日本海軍的艦船上，這一戰略預判在隨后的海戰中得到了豐厚的回報。

攻易防難格局下的甲午戰爭

中日兩國在攻防技術領域截然不同的偏好，直接影響了甲午戰爭的進程和戰爭的最終結果。甲午戰爭的軍事對抗，在技術層面體現為中國以防御為主的軍事系統與日本以進攻為主的軍事系統的對抗，其對抗的結果也進一步體現了軍事技術攻易防難的不對稱格局。

中日兩國的海上軍事技術對抗，實質上體現為大炮、巨艦與速射炮、快速巡洋艦之間的對抗。據統計，中日艦隊的平均航速比是1∶1.4，平均馬力比則是1∶1.8。奉行攻擊戰略的日本聯合艦隊，艦只馬力大、航速快、機動性能良好，因而能在戰場中迅速占據有利陣位，掌握戰爭的主動權。而在火炮的配置上，雖然北洋艦隊擁有更多的大口徑炮，然而日艦卻裝備了更多的速射炮。清軍艦炮威力雖大，但射速慢、操作不便、命中精度低，日本火炮射速快、操作便捷、命中精度高，兩者相較，日本艦隊在相同時間內的射彈量和命中率都要高于北洋艦隊。

中日兩國的陸上軍事技術對抗，則體現為依據地利構筑的傳統要塞防御系統與連發槍、榴霰彈、野戰火炮組成的現代火力系統之間的對抗。應當指出，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清軍在旅順口和威海衛兩地修建工事，構筑炮臺，其工程之繁浩，構造之雄偉，耗費之巨大，堪稱中國近代軍事工程史的里程碑。然而，甲午戰爭的實踐表明，兩大要塞，一經日本軍隊的密集火力攻擊便立即崩潰，旅順口要塞不到一日即告陷落，而威海衛也僅僅堅守了一周時間。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清軍使用低技術水平的防御系統來對抗高技術水平的攻擊系統，在野戰火炮大規模應用后，地理因素對于防御的作用日益弱化，建立有效的防御系統比建立同一水平的攻擊系統具有更大的難度，需要投入更多的財力，因而也就更不容易成功。

從甲午戰爭中日官兵的對比來看，中方官兵顯然尚未從體能對抗主導的軍事訓練模式過渡到技能對抗主導的模式上來，在軍事素養層面存在巨大的缺陷。福州水師學堂教習嚴復對近代科技條件下的戰爭更有深刻認識和切身體會。他認為，缺乏科學理論的支撐導致了應用層次的崩潰，“不知曲線力學之理，則無以盡炮準來復之用;不知化學漲率之理，則無由審火棉火藥之宜;不講載力、重學，又烏識橋梁營造？不講光電氣水，又何能為伏樁旱雷與通語探敵諸事也哉？”將領尚且如此，更遑論主要由農民構成的普通士兵。

反觀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前已經完成了全國范圍內的普及教育，使得每一位應征入伍的士兵都具有中級以上的文化水平。明治政府以法國、美國為榜樣，建立了完善的教育體制，政府將全國分為八大學區，各設大學一所。每個大學區分32個中學區，每區設中學一所。每個中學區分219個小學區，各設小學一所。平均600人就有一所小學。在教育體制改革的同時，改革教學內容，著重灌輸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和傳授理論科學知識。中學就開有算術、地理、外國語、博物、地質學、天文學等課程。大學開設力學、文學、法學、醫學等方面的課程。相對于中國海軍留學生不到三年的留學期限，日本留學生獲得了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他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進行理論科學研究，這就為他們今后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可以肯定的是，經過這樣完備的教育體制培養出來的日本官兵，比中國洋務教育培養的人才具有更深厚的科學知識底蘊和軍事素養。甲午海戰慘敗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中日兩國將領軍事素養上的差異是決定這場海戰失誤的關鍵性因素之一。

甲午戰爭的攻易防難格局，還體現為攻防耗損比的不對稱。攻防武器系統的不對稱，在深層次上體現為經濟層面的差異，具體而言，就是攻防雙方經濟耗損上的不對稱。在冷兵器時代，攻城作戰不僅要消耗大量的武器裝備和生活資料，還要承受人員方面的巨大傷亡，相對而言，倚堅城固守的防守方的戰爭耗損要少得多。然而，在速射火器大量應用的甲午戰爭中，攻防對抗由拼輜重、拼糧草的消耗戰，演變為依靠火力優勢展開的攻堅戰。回顧中日甲午戰爭的歷次戰役，力主進攻的日軍損失都遠遠小于清軍，軍艦更是無一沉沒，與全軍覆沒的北洋艦隊形成鮮明對比。旅順口的防御工事，經營10余年，耗費白銀數千萬兩，駐守兵力達14700人，日軍僅用不到一天時間，付出426人的傷亡，就拿下了這座重兵把守的要塞，清軍則付出了3600多人的傷亡，攻防耗損比的反差可窺一斑。

在冷兵器主導的低技術條件下，中央政權奉行防御為主的軍事戰略，在邊防和海防區域設置要塞和衛所，既是由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的自然經濟體系所決定的，也是順應防易攻難的軍事技術對抗格局的必然選擇。然而，在信息化浪潮愈演愈烈的當下，中國乃至世界各國所面臨的形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經濟上，以高度開放性為特征的信息產業成為引領全球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在軍事上，信息化武器裝備以其高效的突防能力和精確打擊能力，推動軍事對抗格局進一步向攻易防難的方向發展。面對信息技術引發的全球經濟與軍事變革，我們應更好地利用信息化條件下的攻防不對稱律，從而在同等的國力財力支持下獲取更大的軍事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