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獨作為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要參加國和抗日戰爭中犧牲最大的國家—中國卻沒有派出一支軍隊踏上日本的領土。原因究竟何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日本的戰敗投降，美、英、蘇等主要戰勝國都分別派兵以不同方式登上了日本的領土。蘇聯占領了日本的北方四島，英國也以英聯邦的名義派印度、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的軍隊協助美國占領日本。而唯獨作為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要參加國和抗日戰爭中犧牲最大的國家—中國卻沒有派出一支軍隊踏上日本的領土。原因究竟何在？

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國聯合發表的《波茨坦公告》是反法西斯盟國處理戰敗國日本的綱領性文件。文件的第七條規定：“日本領土經盟國之指定，必須占領。”第十二條則規定：“上述目的達到及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之政府后，同盟國占領軍隊當即撤退。”也就是說，到日本能夠成立一個讓世界不再感受到威脅的政府之前，同盟國將會各自派出本國軍隊一直留駐日本，對日本本土實施占領。那么，作為主要參戰國的中國來說，派出軍隊參加對日占領就成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對此，中國國民黨政府在戰后也的確曾經作出了駐日的安排，即將原來的榮譽二師整編為六十七師，以精通日語的儒將戴堅為師長，準備赴日。榮譽二師曾參加過印緬戰爭，又執行過赴越南受降任務，積累不少了與盟軍交往的經驗。全師裝備精良，官兵的整體素質較好，士兵的識字率很高，在接到駐日命令后，又開始為此進行調整。調整后的全師官兵平均身高達到1.7米以上，士兵的文化程度均達到小學畢業。并開展了包括日語在內的相關業務培訓，對連以上軍官，除進行執行占領日本任務的訓練外，還要求進行一般國際社交和集會的習俗、禮儀等訓練。同時，為與美軍合作執行任務，全師官兵一律使用美式裝備，其編制也是采用美式的編制。

所以在1946年5月初，國防部派員前往該師檢查出國前的準備工作時，獲得“確實是一支理想的出國部隊”的好評。國民黨當局于1946年5月27日，命戴堅與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中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等一行21人飛赴日本，與盟軍占領當局商洽關于駐扎地點等具體事宜。按照美軍指派，六十七師將劃規美第八軍管轄，駐地為日本的名古屋一帶。8月，六十七師自越南海防(該師自1945年9月，開赴海防接受日軍投降后一直駐扎在那里)乘輪船經香港轉往上海，在此集結待命準備赴日。但就在整裝待發之際，六十七師卻突然被臨時投入到內戰戰場，繼而遭中國共產黨軍隊殲滅。于是，駐日一事便不了了之，再無下文。那么真的是因為六十七師被殲滅，導致無兵可派，從而放棄了對日的占領嗎？答案是否定的，導致這一最終結果的原因錯綜復雜，遠非這么簡單。六十七師被殲只是一個表面原因，因為，當時國民黨掌控著一國之政府，即使在戰后初期面臨著方方面面的困難，再抽出一部分兵員另組一支部隊赴日，也并非難事。之所以放棄駐日，背后另有一番隱情。

首先，從中國自身的角度來看，蔣介石政府秉承了其一貫的“安內攘外”政策。終其在大陸統治的整個時期，始終未有改變。蔣本人及其主要幕僚張群、戴季陶在對日問題上觀點一致，始終對日采取妥協縱容，因此導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在蔣看來，共產黨才是他的最大威脅，是需要首先清除的對象。只是后來日本侵略者得寸進尺，步步緊逼，蔣在“西安事變”遭禁錮的窘境下，才迫不得已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一致對外。但蔣在八年抗戰中依然未放棄反共政策，“皖南事變”就是一個證明。“安內攘外”導致蔣只把注意力集中于國內的政權之爭，對外部事務毫無興趣。早在1943年11月23日晚，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蔣介石在開羅舉行會談時，就已經口頭試探過中國政府的戰后對日占領問題。羅斯福向蔣介石提議戰后由中國來主導對日的占領問題，但遭到了蔣介石的婉拒。

蔣答復說，中國此時還沒有擔當這個重任的準備，并請由美國來主導，不過，在必要時中國可以扮演輔助的角色。又說，此事需看將來形勢的發展再定。這番話，反映出蔣介石既不愿意參與主導對日占領，又不敢得罪美國。對日作戰尚仰仗于美國，因此他并未把話說絕。但由此透露出一個信息：蔣介石對此事始終是持一種消極的態度。戰后，一直被蔣介石視為心腹大患的中國共產黨，不但沒有在抗日戰爭中被消滅、削弱，反而日益壯大起來。截止到1945年9月，中共已擁有127萬正規軍和268萬的民兵，黨員120多萬，解放區共19個，人口達一億二千萬人。面對這樣的局勢，只有集中力量來對付共產黨才是其首要任務。

其次，再從外部的環境來看，當日本戰敗的時候，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誠然，羅斯福曾經講過上述那番話，但事出有因，因為當時他曾設想用中國來作為進攻日本的基地。1943年2月，羅斯福即宣布“無意花費漫長的時間，在遼闊的的太平洋上逐島緩慢地攻擊”，他估計“如果從南方進軍，每個月只能攻占一個島嶼，估計50年左右才能達到日本。”“中國大陸作為強大美國空軍的基地比海基更有效。”也就是說，美國還需要中國的大力支持，才能以最小的代價擊敗日本。這顯示出當時美國把對日作戰的難度估計得過高，既然離不開中國的協助，那么就有必要對中國作出一些善意的回報。

但隨著羅斯福在1945年4月突然辭世，副總統杜魯門的倉促上任，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已經易人，誠然，此時的美國對外政策會出現一些與其前任所不同的地方。但如果將日后中國未能主導對日占領的原因歸結于羅斯福的去世，并為此而深感惋惜的話，那就未免太書生氣了。作為一國元首，首先考慮的是其本國的國家利益，即使是在眾人眼中對華頗為友好的羅斯福總統，在爭取蘇聯參戰的《雅爾塔協定》上，與蘇聯達成維持外蒙古現狀，大連商港國際化保障蘇聯優越權等出賣中國利益的交易。

事實上，太平洋戰場的形勢比原先的估計要順利得多，中國的作用也就相對降低了許多。而且，當時羅斯福對蔣介石的所謂“主導對日占領事務”，也僅僅是一種口頭允諾，并非書面形式的條約、協定。在國際關系中，條約、協定尚且充滿變數的情況下，這種口頭承諾顯然不必去當真了。更重要的是，戰后美蘇利益沖突日益加深，在聯合抗擊德國、日本的合作道路上，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美蘇尚能并肩作戰，發揚“國際主義精神”。一旦共同的敵人消失，美蘇之間的矛盾就難以再掩蓋下去。首先，表現在對德國的占領問題上，由于攻占德國時，蘇聯及美、英、法各自占領了柏林市及整個德國的不同地區。出于意識形態的相互對立及利益之爭，造成日后的德國分裂局面，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歐洲。

因此，繼任總統杜魯門說“我們希望把日本置于代表盟國的美國指揮官的控制之下，”“我決定，對日本的占領不能重蹈德國的覆轍。我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劃分占領區，我不想給俄國人以任何機會，在讓他們像在德國和奧地利那樣去行動。”美國已經下決心單獨占領日本，此時，即使中國有心去主導對日事務，也已不再可能。1945年8月13日，杜魯門任命麥克阿瑟為盟軍最高統帥，全權處理對日占領事務。8月30日—9月6日，46萬美軍以“盟軍”名義陸續進駐并單獨占領了日本。至此，大局已定。

這些因素導致蔣介石對派兵駐日一事愈加消極。很明顯，中國充其量只是在美國統領下的一個協助美國去進行軍事占領的小角色，勢必受制于人，和英聯邦的新西蘭、印度、澳大利亞一樣，沒有實際的利益可得。蔣介石對此心知肚明，因此，在美國最初提出讓中國派出10個陸軍師及一定數量空軍(總計約在10萬人左右)的要求時，蔣雖立即應允，但將數量減少至3個陸軍師。繼而，美方又提議中國應至少派遣5萬人，蔣又以中國抗戰損失過大，后勤供給困難為由，繼續與美國討價還價，最終雙方達成只派駐1個師的協議。這樣駐軍數量就由最初美方設想的10萬人減少到了1萬人。美方的考慮是：在不影響其獨占日本的前提下，讓中國盡可能多派軍隊以此減輕美軍的負擔。

二戰結束后，留駐在日本的數十萬美軍歸心似箭，然而，他們回國去與家人團聚的愿望 卻遲遲得不到滿足。于是，軍心開始浮動，1946年1月，駐太平洋美軍舉行了大規模集會，要求盡快回國。第二天，美國總統杜魯門不得不予以安撫，來穩定軍心。如果蔣介石派出較多數量的軍隊來替代美軍駐防，顯然會大大減輕美國政府所面臨的這種來自軍方的壓力。而中方的考慮則是：自抗戰結束以來，國內形勢愈加嚴峻，國、共兩軍的比例已由18.88∶1降為4.5∶1，國民黨軍隊人員數量上的優勢在不斷降低。既然要繼續剿共，以蔣介石以往的經驗，沒有絕對數量上的優勢是很難實現他的既定目標的。面對此種形勢，委實讓蔣介石不愿再多派軍隊去參加這么一個僅具象征意義的占領行動。

于是，當六十七師遭殲滅之后，蔣介石便以內戰吃緊無力派兵為由，以博得美方的理解與同情。后來的事實也表明，國民黨在內戰中的接連失敗，導致美國對蔣介石日漸失去信心，不再指望國民黨政府在駐日問題，以及充當美國亞洲代理人的問題上能有什么作為。這樣，雙方就漸漸達成了一種默契，彼此心照不宣。直至1946年11月5日，國民黨政府正式向美國提出終止執行派遣駐日占領軍計劃，至此，中國派兵駐日一事終成泡影。

此外，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即“文化”的因素。眾所周知，中國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只有在元代曾經發起過大規模對外侵略戰爭，除此之外，一直安于固土守疆，缺乏開拓意識。這種民族“固疾”也是導致近代以來，中國落后挨打的一個重要原因。抗戰結束后不久，蔣介石在廣播演說中既已宣告“吾人應以寬大為懷，勿以戰勝者自居”。也就是說，讓日本人自己去決定日本的未來，中國國民黨政府無意去進行干預。只是在美國的再三要求下，蔣介石不得不象征性地派出一個師準備參與其中，實際上僅僅是出于給美國人一個面子而已。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統一的、自強的中國才是在世界民族之林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一個貧弱的國家沒有外交，“利己原則”是國際關系中的不變法則，靠誰終究不如靠自己，這個世界相信的是“實力”;一個分裂的國家只能勾起他國的“窺竊”之欲，給自身帶來災患。中國軍隊沒能踏上日本領土，一雪民族之恥，固然遺憾。但更重要的是：以此為鑒，走好今后的路，才是回顧這件往事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