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蔣介石確立他在國民黨內領導地位的那一年，設在北京的國際反鴉片協會(Inter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秘書長抱怨說：“數以百萬計的巨款，從鴉片之中擠出來供做軍事作戰和內部宣傳之用。”由于蔣介石必須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動禁煙毒，使得他表面上必須打出禁用毒品的大旗。他在一九二八年八月成立全國查緝煙毒總局。他說：“中央政府絕不會從鴉片稅中拿到一分一毫。如果各位發現中央把鴉片稅當作它收入的主要來源，它就不值得大家信任。”

蔣介石的保證根本是空話。從販毒生意中賺錢是舊軍閥的把戲。雖然馮玉祥疾呼反毒，禁止屬下士兵吸毒，據說他一年即可從鴉片生意得到兩千萬元的收入。基督將軍都如此了，蔣介石也不例外。索克思發現，全國查緝煙毒總局“實質上是發放執照的機關”。“也就是說，你付了錢，取得收據，而收據代表你可以攜帶這些貨，因為你已經繳了罰金了嘛！這就是中國人的理論。查緝煙毒總局就這樣收下錢，錢用去養部隊。”

蔣介石保證不從鴉片稅中拿到一分一毫的那一年，湖北、山西和廣西征收到一千七百萬元左右所謂的“禁煙所得”。一九三〇年，十三萬英鎊的鴉片從波斯和印度進口到上海;同一時期，四川、云南也提供好幾百噸鴉片，由蔣介石的部隊押運保護，沿著中國的“鴉片公路”——長江東進。蔣介石當家執政三年，中國生產的毒品已占全球的八分之七。那一年及次年，國民政府成立鴉片專賣以便逼退競爭者，但新聞媒體群起撻伐，使它放棄此一計劃。宋子文以及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都支持蔣介石的做法。甚至英國極有影響力的記者伍德海德(H. G. W. Woodhead)也支持這個構想，認為這是克服中國經濟問題唯一的方法。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時代周刊》報道：“財政部長宋子文上周愉快地宣布，中國即將有一套‘新而實際的鴉片政策’……依據宋部長的說法，‘實際的’鴉片政策不能只講取締、禁止……如果精明的宋部長能在他的財政部馬車上駕馭住鴉片，他或許在未來可以找到方法平衡中國的預算。”

在此之前，杜月笙和青幫已經控制了上海的鴉片生意。青幫協助上海“清共”之后，蔣介石任命杜月笙和黃金榮為國民革命軍“榮譽顧問”，并授予少將軍階。委員長在所謂的“更具體的讓步”中，把上海地區的鴉片權利交給杜月笙的一家公司，并安排軍警協助保護青幫的鴉片運輸與倉儲。

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錢。當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橋村修繕的一座古廟落成啟用時，八萬名賓客登門道賀。除了收到六十萬元禮金之外，上海市長、汪精衛，甚至蔣介石本人都送來匾額。然后，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嗎啡工廠設在高橋。有位美國外交官很好奇，為什么每次蔣介石到上海都要見杜月笙？有個中國官員解釋給他聽：“蔣委員長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帖……兩人之間的關系只是一種安排：杜月笙負責率領他的黨羽管束共產黨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輕舉妄動，換取他在煙毒、賭博和賣淫業的行動自由。”為了滿足杜月笙追求社會地位的欲望，蔣介石指派他為“上海剿共特派員”。不僅如此，他的鴉片專賣生意若是失敗，杜月笙還會要求退錢給他——他可是付了政府六百萬元開辦費——宋子文提議以政府公債償付。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政府公債一文不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倪太夫人逝世當天有人企圖殺害宋子文，也就不足為奇。我們可以認定，經過這一幕，要給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現金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