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的輝煌勝利及其帶來的深重災難永遠銘刻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

全民族抗戰的烽火早已遠去，但關于這場戰爭，總有一些自稱“歷史真相”的謠言在網絡上流傳。前些年最流行的謠言是關于國共兩黨在抗戰中的犧牲問題，但這種把“犧牲大”等同于“貢獻大”的說法在邏輯上根本站不住腳。于是謠言制造者們開始轉變方向，今年流行的一則流言聲稱，抗戰中共產黨抗日武裝僅僅擊斃了851名日軍，言之鑿鑿，有零有整。有媒體甚至還拿出這個數字來“詰問”政府發言人，令人不由感到憤慨。

幸好歷史自己是會說話的，讓我們通過抗戰中的一個“特殊”戰果——日軍俘虜，借以管窺抗戰中敵后與正面戰場抗戰的不同特點。

日本俘虜怎么就這么難抓？

這是二戰中曾與日軍交戰的中蘇美等國共同感受。各國史料中，日軍寧死不當俘虜的記載屢見不鮮，而各國的影視作品中，也常見日軍攻擊對自己施救的救護人員等不人道行為，在喪失作戰能力或認為戰局無望時，日軍甚至會進行有組織或無組織的“自裁”。

一般而言，士兵被生俘，有下面幾種可能：

1.主動投降，在戰局無望時，由指揮官下達命令成建制主動投降，或者單兵喪失斗志、反對自己部隊的觀念或行為，因而投降或者向敵方主動投誠。

2.因為受傷或失去戰斗能力，與部隊失散，在抵抗失敗后被俘。

3.被對方在戰斗中制服——俗稱“抓舌頭”。

在中國戰場上，由于抗日武裝都缺乏重武器，很難看到在太平洋戰場上常見的重武器震暈失能被俘的日軍;同時日軍通常能在戰場上占上風，顯然有更多的機會進行救護和后送，即使被擊潰，日軍部隊放棄的傷兵也往往拼死抵抗，甚至自殺避免被俘。當時國民黨軍的軍事素質差，主動性差，很少實施抓舌頭行動，而在敵后戰場，敵強我弱的態勢更加明顯，抓舌頭通常得不償失。因此總體來說，日軍被俘的概率是很低的。

究竟國共兩軍各自俘獲了多少日軍？

正是由于上面說到的幾個原因，再加上國民黨軍本身的組織混亂，今日我們連“國軍”精確的俘虜統計數字都很難找到，筆者搜集到的數字大概如下：

國軍俘虜的首批日軍是在1938年的臺兒莊戰役期間，但并未提及具體人數。據曾參與日俘管理工作的鹿地亙(日本左翼作家)說，“在1938年的臺兒莊、徐州戰役中聽說抓住了大批俘虜，而此前在戰場上幾乎沒有多少俘虜。在武漢戰役開始后，多少見到了陸上的俘虜。”

1、第一日本俘虜收容所成立在西安，1939年6月遷到寶雞縣。從1939年起到抗戰勝利，第一日本俘虜收容所共接收“日本戰俘500余人”。該收容所收容的俘虜中包括“八路軍俘虜的日本兵”——抗戰的前期到1939年以前，八路軍沒有形成戰俘管理制度，俘虜的很多日本兵轉送到了這里。另外該俘虜收容所有一些戰俘是日軍飛行員，是空襲大后方被擊落后俘虜的。

2、第二日本俘虜收容所始建常德，再遷長沙，隨戰事的發展，后設在貴州鎮遠縣(有分所設在重慶劉家灣)，1944年2月日軍占領獨山后，又遷到重慶鹿角場。根據資料，第二日本俘虜收容所的日本戰俘“通常是500余人，最多時達到700余人”。但是其中既有日本軍人，也有俘獲的日軍家屬，日本慰安婦以及替日軍服務的商人、夫役等。

到目前為止，有據可查的國民黨方面有關日軍俘虜的數字統計也就是這些了，“國軍”只有這兩個收容所。從1937年到抗戰結束，關押的日軍俘虜(包括1939年以前八路軍轉送的)，包括日軍家屬、慰安婦、商人等非戰斗人員在內，共計大約1200名左右。

此外，滇緬之戰中，根據國民黨方面公布的資料宣稱：中國駐印軍和中國遠征軍共俘虜647名日軍;湘西會戰俘虜247名日軍。

在這里我們且完全相信上述數據，不考慮可能存在的夸大情況。把這些數字和兩個戰俘收容所的數字加在一起，并把家屬、慰安婦、日本商人等非戰斗人員、八路軍轉送的日軍俘虜統一計算，“國軍”方面在抗戰中抓獲的日本俘虜總共為2094人。

“國軍”的俘虜數據與日本史料中統計的數據較為接近。根據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岡村寧次回憶錄》第99頁：投降后，“中國政府方面和共軍方面(極少數)移交的俘虜，1946年5月末的數字為：陸軍1212名，海軍40名，商民106名，共計1358名。另外，從延安返回日本的戰俘約300人，200余名俘虜死在國方戰俘營中。”以上各項數字相加共1858人。

而岡村僅僅計算了被俘的日軍士兵，沒有包括隨軍家屬、役夫，以及為數不少的韓國人、臺灣人和琉球人。

還有一些日俘被提前釋放或加入八路軍，也未被岡村寧次統計到日軍戰俘數中去。

“國軍”方面情況如此，那么“共軍”如何呢？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斗總覽》第865頁，在敵后戰場最困難的1941年6月到1942年5月，我軍俘虜442名日軍。

自1937年9月八路軍686團參謀長陳士榘捉住第一名日軍俘虜后，各年份統計數字如下：1937年9月-1938年6月： 俘虜124人;1938年6月-1941年5月： 俘虜1771人;1941年6月-1942年5月：俘虜 442人;1942年6月-1943年5月： 俘虜428人;1943年6月-1944年5月： 俘虜519人;1944年5月-1945年5月： 俘虜773人。1945年6月-1945年10月11日： 俘虜2156人(包括拒絕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被擊潰后俘虜的日軍，)。總計6213人。是國民黨軍俘虜日軍人數的三倍。

我們再比較一下國共兩軍俘獲日軍軍官的情況來看。

“國軍”抓獲的日軍最高級別軍官是中隊長(相當于連級軍官)，共有2人：13師團的“宣撫班”成員長谷川敏三;日軍獨立山炮第2聯隊第5中隊中隊長松野榮吉。

而共產黨抗日武裝俘虜的日軍中，有3名大隊長(相當于營級軍官)：日軍獨立步兵警備第六十五大隊大隊長柴山茂;日軍獨立混成第90旅團步兵第626大隊大隊長巖崎學;日軍47師團步兵131聯隊第1大隊大隊長山谷悅二郎。

這其中，柴山茂是中國戰場在1945年8月15日前俘虜的唯一一名大隊長級指揮官。另兩名則是因日本投降后拒絕繳械而被俘虜。

這位柴山茂大隊長被俘的經過很有戲劇性。根據他自己的回憶(來源見 柴山茂的回憶錄《思い手》;日軍原獨混第五旅團戰友會發行的《昭和38年獨立第十九大隊結隊祭紀念集》(其中有柴山的回憶講演《迫降在八路軍中》);以及桑島節郎(在世)的《華北戰記》)：他奉命離開煙臺前往威海參加軍事會議，因交通已被八路軍斷絕，所以乘陸軍航空兵的一架戰術偵察機前往威海。在飛行途中因為高度較低，遭到八路軍地面部隊射擊，發動機被打壞，被迫迫降，結果被八路軍俘獲。

值得重點指出的是，另有746名日軍主動向共產黨抗日武裝投誠。這對于以“死硬”著稱的日軍中簡直不可思議。

1940年9月，產業工人出身的日軍士兵坂谷義次郎，不堪忍受日軍官兵對中國人的槍殺、搶掠和強奸，率先向新四軍投誠，后來他犧牲在抗日戰場;在他之后，南通匯龍鎮有14名日軍士兵向新四軍投誠;日軍炮兵豐川秀雄等兩人，攜帶步槍和手槍向新四軍投誠;日軍山本師團822部隊兵長渡邊和其妻子一同向新四軍投誠;日軍軍曹田井達三和上等兵中孝次郎等3人，攜帶步槍3支、子彈300發、指揮刀一把，向新四軍投誠;日軍憲兵伊山志雄的父親、哥哥被強迫征兵后戰死，嫂子和妹妹又被強迫送到中國戰場當軍妓，受盡凌辱，伊山志雄滿腔悲憤地向新四軍投誠;日軍童山部隊中的6名朝鮮籍士兵向新四軍投誠;駐守南京的18名日軍士兵，準備集體向新四軍投誠，后因消息走漏，被日軍抓回，6人被判死刑，12人被判5年以上徒刑;巢湖縣日軍一個小隊20余人，在小隊長川井一太郎的率領下起義，參加了新四軍，與新四軍并肩抗日。

而被俘后加入八路軍的小林寬澄，至今仍然以參加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為一生的驕傲。而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中日本“反戰同盟”有34人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他們是：寺澤吉藏、今野博、安藤清、淺野清、黑田嗣、鈴木宏、松野覺、森增太郎、大野靜夫、后藤勇、坂谷義次郎、松田、田鈿恙、吉田武、福岡留、宮川戶吉、中西勉、中川秋夫、戶田益、高木敏雄、原廣見、小林春夫、青木定夫、中山正、初田清太郎、浜田真實、砂原利男、佐野甚七、與津、富田、紺野、宮崎、田中實、吉圣次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