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書是寫給家人、親友的文字，是寫信人內心世界的反映，因為寫下的是心里話，古代又把寫信稱為“寫心”。由于寫信人生活在社會中，因此家書又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可以說萬千家書描繪了五彩斑斕的社會生活。筆者多年從事家書的征集與編研工作，接觸到大量各種各樣的家書，其中最動人的就是寫于抗戰時期的百余封家書了。家書中既有高級將領一心保家衛國的戰斗豪情，亦有普通士兵樸素的愛國熱忱；既有各階層民眾共赴國難的民族自覺，亦有普通民眾顛沛流離中的親情傳遞，生動鮮活地展現了中國人民長達14年的抗戰心靈史。

日寇入侵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心靈磨難

烽火連綿的抗戰中，很多普通的中國人家園被毀，親人失散，他們的悲慘遭遇和生前留下的家書，成為控訴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鐵證。

“在中原大會戰的準備聲中，武漢密布著恐怖空氣，走啦！走啦！重慶、成都、香港、上海，紛紛地忙著奔波，我呢，滿望到了漢口，或許在生活上有一點兒希望，如今可毀啦！不單舍卻你們，在外面度那可憐歲月，而且要跟上四姊逃難哩！……亂世做人，簡直不是人，過到哪里就算，也憂急不了許多。這幾天，這里謠言很大，說要‘轟炸武漢’，管他呢！‘在劫不在數，在數最難逃’，我便聽天由命吧！”

這是上海淪陷后小學教員姚稚魯奔波逃難時在家書里跟妻子說的話。說完這話不久，他就在憂憤交加中去世，但無人知曉他死于何處。只有他先后寄給妻子女兒的10余封家書，成了這位年輕的丈夫和父親留在世上僅有的痕跡。

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2日，中國軍隊終于抵擋不住日軍的猛烈進攻，放棄上海，全線撤退。至此，歷時三個月的淞滬抗戰結束，上海淪陷。這對于姚稚魯一家而言，也是噩夢的開始。姚稚魯家原住在上海南市，淞滬會戰爆發不久，南市區老城廂很快陷入敵手，百姓紛紛逃難，姚稚魯只得帶妻子馬芳珍和兩個女兒慰瑾、亞瑾逃往法租界妻子的三哥家。面對紛亂的時局和越來越難以為繼的生活，姚稚魯與妻子反復商量，幾經猶豫，第二年4月的一天，最終決定拋下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女兒，獨自一個人揣著100元錢，到南昌、武漢等內地謀生。誰也未曾料到，這一走竟是他與家人的永別！

“慰兒：要知道沒有了你們便沒有了我，所以我最低的條件是不許你們離開了我，前幾天寄十塊錢，并且帶寄了四毛大洋給你和妹妹買東西吃的，想必已經收到，明天，到了漢口自然再要寄一點給你，你總要乖些，不要叫你媽生氣，要知道，我雖然在外面，一顆心卻天天在你身上呢！”

姚稚魯流亡期間，正值中日幾次大會戰之際，華中兵荒馬亂，難民如潮。他先后寄回上海的家書也能看得出寫于匆忙之中，紙張大小不一，書信形式各異，落筆草草，倉惶之勢顯然。從家書中，不難看出姚稚魯臨終前那幾個月凄愴的生活和悲涼的心態。

“我的病嗎？怕不會好了，因為這里醫院不但是少，而且診費奇貴，沒有上海那么便當，要是看一次，起碼得四塊錢，叫我出得起嗎？——有沒有送診的醫院？打聽不出來——就是在家里。我自從到了這里，沒有洗過一次澡，這里的苦處想你總該明白。總而言之，我的病生在破業的時候，就是該死！”

姚稚魯本想在內地找到一個落腳之處，再返回上海接來妻子女兒團聚，無奈這一愿望一直沒能實現，卻多次遇見日機轟炸和一波一波逃難的人群。他身在外，心在家，每天糾結于分離的苦痛之中。“‘悲莫悲兮生別離’，古人早有此言，我為什么要舍卻你們千里迢迢在外面奔走呢？”疾病、恐懼、生活無著，交織折磨著羸弱的姚稚魯，隨著戰線不斷往內地推進，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均成為前線，直到姚稚魯命喪武漢，他也沒能找到一個安穩的后方。

姚稚魯去世6年之后，湖南衡陽商會副會長、“集益”錢莊經理盧明璇也在逃難途中丟掉了性命。

1944年4月，日寇坂垣兵團大舉進犯衡陽。衡陽守軍在衛戍司令方先覺率領下奮起反擊。衡陽保衛戰持續49天，終因敵我力量懸殊，衡陽淪陷。淪陷前夕，盧明璇與同鄉結伴西撤，欲往桂林尋找兒子。逃亡途中，他不幸遭遇日寇，為其所俘并被迫當了挑夫。盧明璇一介文弱商人，體衰年邁，哪能經受住這般蹂躪？所幸不久他乘隙逃出敵人的魔爪，后幾經輾轉，備嘗艱辛，于1944年9月17日抵達廣西陽朔一個叫福利市的小鎮。此時的盧明璇饑寒交迫，孤苦伶仃，遠望家鄉，云山隔斷。為了早日返鄉，與親人團聚，遂給兒子寫下了一封求助家書。

“奈我只剩身上單衣，又無鋪蓋，資斧又不充裕，在近日天晴尚可抵御，設遇北風，豈不凍死。情迫無奈，于今早離開興平市(距桂林下水廿里)，往陽朔進發，路途茫茫，行至此間，得遇同鄉恒慶祥蕭君留住一宿，囑宜坐船往平樂，大概明天首途如會到。錦德備妥川資，必暫刻回里一走，否則馬上返轉荔浦，或搭汽車或跑路，決議往柳州而來，再搭火車經金城江到獨山。話雖如此說，真是千山萬水，愁腸百結，奈乎阮籍途窮，不能不履此危險之路。余目光所察，本年難回衡陽，像此萍蹤靡定，將何得了？左右思維，勢非找到吾兒，方免凍餓之苦，至于春元啟它，它不知與汝有無通訊，滿姑生死難以探聽。午夜靜思，目不交睫，一家五口，各別一方，言之實堪痛心！”

然而當時正值戰亂，郵路不通，直至抗戰勝利后，這封家書才經由衡陽交通銀行投遞到已在屯溪交通銀行任職的盧明璇的兒子盧達杰手中。之后，盧達杰又接到一位周姓同鄉的來信，方才得知父親寄出這封信不久，又離開福利市流落到柳州，后因身患瘧疾，缺醫無藥，不幸病故，被周某等同鄉安葬于柳州示范農場。

姚稚魯和盧明璇都是普通的中國民眾，他們的悲慘遭遇和生前留下的家書，成為控訴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鐵證。可以肯定，命喪逃難路上的絕不止他們兩人。據國民政府的調查，戰時各省市難民及流離人民總數達9500多萬人。抗戰14年中，中國軍民傷亡高達3500萬人，其中江蘇省傷亡就超過200萬人。更多的中國人則是家園被毀，妻離子散。有家書為證。

日寇擾害，家人飄零，老母年近八旬，孑身故土，衣食費用如何取給，每一念及，心腸俱裂，真所謂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種不幸時事不圖于我輩親見之也。(1940年7月2日王南陔致侄孫王華林)

傳聞家庭巨變，房屋遭敵寇燒盡，人雖幸免于難，但衣物、器具悉付火中。思念及之，不禁淚下。我家何此不幸？本來生活艱難，已不堪其苦，今罹此種災禍，日后怎能設想？況母親已近花甲之年，年來又不斷遭劫，其中痛苦，自可想見。(1941年9月7日鐘敬之致弟弟鐘敬又)

這樣的家書還有很多，記錄了侵華日軍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的身體犧牲、財產損失和心靈磨難，恕不能一一列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