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向六車道的西延高速路將西安至延安的距離縮短到4個小時以內，公路兩側的黃土高坡經過近幾年的人工和飛播造林，已是綠樹覆蓋、滿眼蒼翠。

70多年前，這條長達幾百公里、黃土飛揚的陜北高原之路，自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每天都有成群結隊的男女青年行經，他們步行七八天來到延安，有的人懷揣一本《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

1936年6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冒著生命危險來到了中國共產黨完成歷史壯舉“萬里長征”后的落腳點——陜北。他與毛澤東在窯洞里徹夜交談，明白了這個在蔣介石眼中是“土匪”的政黨和軍隊，怎樣帶領中國人一步步爭取民主自由，并把這段經歷寫成《紅星照耀中國》。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這是中國現代詩人何其芳筆下抗戰時期的延安景象。

據統計，當時來到延安的學者、藝術家和知識青年大約有6萬人。僅1937年至1938年一年間，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就接待和向延安輸送青年2萬多人。

白求恩、巴蘇華等支援中國抗戰的外國友好人士也來過這里。

延安到底有何奧妙？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的對比頗具代表性。1940年陳嘉庚回國考察抗戰情況，先后到了重慶和延安，中國這兩個政治和軍事中心給他留下深刻但截然相反的印象。

在重慶，陳嘉庚看到，男長衣馬褂，滿清制服仍存，女則唇紅口丹，旗袍高跟鞋紅指甲；行政官可私設營業，檢察院不負責任；政治辦事機關各處辦事員多者百余人，少者數十人，月費各以萬計……

而在延安的短短八天，陳嘉庚發現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一是平等。陳嘉庚回憶說，他到毛澤東住所正遇南洋學生到來，不敬禮便坐，決無拘束；還有一次，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三分校舉辦母校成立周年會，抗大學生要表演球賽，一位學員當場邀請在座的朱德上場打球，朱德二話不說脫掉外衣便與學員奔搶。

二無苛捐雜稅。地主要“減租減息”，農民要“交租交息”，工人、農民均負擔合理的國家賦稅。

三是實行民主政治，即“三三制”，共產黨員、黨外進步人士、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邊區還建立了回民自治區。

“中國共產黨倡導施行的這幾項政治、經濟、民主政策的重大改革，是為了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以中等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和地方實力派為主要構成的‘中間勢力’，服從抗日救國圖存的大局。”中國延安干部學院教授楊延虎說。

正是看到這些，陳嘉庚由一個堅定的“擁蔣派”變為“擁共派”。

考察結束回南洋途中，陳嘉庚路過緬甸仰光，在當地華僑的歡迎會上，他大聲疾呼：“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1943年陜甘寧邊區一次勞動英雄大會頒獎大會上，當毛澤東宣布將一頭牛獎勵給一位“特等獎”獲得者時，臺下勞動英雄代表高呼：“毛主席萬歲！”

“那應該是中國人第一次呼喊‘毛主席萬歲’，當時完全是老百姓發自內心的樸素表達，說明中國共產黨真正贏得了人心。”楊延虎說。

斯諾之后，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還派來一支“美國記者和軍人觀察團”，他們先后考察了晉綏、晉西北、晉中、冀中等敵后根據地，并專赴延安對毛澤東進行訪談。

第一位到訪抗日根據地的外國軍事觀察家美國軍官埃文斯·福代斯·卡爾考察后，得出和陳嘉庚一樣的結論：“中國抗戰勝利的希望在延安”。

延安無疑成為當時全國抗戰的一個中心。在這里，毛澤東寫出了《論持久戰》，成為抗戰的指導思想。

這里也是由紅軍和抗日游擊力量改編的八路軍、新四軍的總指揮部。

“國民政府在正面戰場的堅決抵抗，讓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更讓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現了另一個戰場——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指出，“這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國戰場出現的奇異景象。”

抗戰期間，共產黨發動、組織和武裝民眾形成的眾多抗日根據地，不僅破壞了日本“以戰養戰”的目的，更是通過平型關大捷、雁門關伏擊戰、夜襲陽明堡機場、黃土嶺戰斗、百團大戰等戰役的勝利，鉗住了近60%的日本陸軍軍力。

其中，八路軍、新四軍與日軍在華北地區進行的“百團大戰”，歷時近3個多月，斃傷日軍20645人、偽軍5155人，大大緩解了正面戰場壓力，給日本侵略者以極大震懾。

尤其是獨特的敵后游擊戰和山地游擊戰，使日軍剛剛從國民黨手中占領的地區，很快變成了抗日根據地，日軍占據的交通線和城市，又變成新的前線，讓日軍十分頭疼。

在慶祝抗戰首勝——八路軍取得的平型關大捷電文中，毛澤東寫道：“二十五日平型關戰役，除繳獲汽車二十八輛，大炮一門、炮彈兩千余發、步槍數百只、打死敵人一千多人外，還包圍了敵之高級司令部，繳獲秘密文件甚多，其中有敵整個華北作戰計劃及標示目的地之日文地圖。”

“華北治安戰的致命禍害就是共軍”“只有打破這個立足于軍、政、黨、民的有機集合的抗戰組織，才是現階段治安肅正的根本”——據戰后由日本防衛廳編寫的《華北治安戰》記載，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笠原幸雄把中共軍隊視為頭號敵人。

在敵后戰場，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0多萬人，人民軍隊發展到120余萬人，建立了約100萬平方公里、近1億人口的抗日根據地，成為名副其實的抗戰“中流砥柱”。

一項統計顯示，八年間，八路軍、新四軍子彈消耗不足4000萬發、手榴彈800萬枚，按殺傷52萬日軍和同樣數量的偽軍統計，平均每斃傷一敵約消耗子彈30發、手榴彈7枚，這一低比例世界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