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歲的任廷漢是河北省固安縣牛駝鎮的一位普通村民，但他身上的兩處槍傷和泛黃的老照片上的颯爽軍姿告訴我們：他的經歷一點也不普通。

任廷漢是29軍的一名老兵。74年前的7月7日，他所在的132師在北京豐臺宛平縣城附近的盧溝橋與侵華日軍展開浴血奮戰，打響了中華民族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槍，這就是“盧溝橋事變”。

“70多年了，又到了悼念老戰友的時候。”任廷漢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面色凝重地說。

任廷漢生于一個較富裕的農民家庭，但是他希望能出去闖蕩，為了能當兵，他撒謊說自己“飯都吃不上”。

1936年入伍后，只有16歲的他進入了特務團手槍營，任務是保衛首長。

憶及抗戰爆發，任廷漢記得是“吃西瓜的季節”。盧溝橋事變后，132師師長趙登禹在全體士兵面前講話，動員大家與日本侵略者奮戰到底。

“趙師長說，小日本借口丟了士兵，來找茬兒，被我們擊退了，現在更艱苦的斗爭還在等著我們。”提起當時的事，老人記憶猶新。

任廷漢他們當時很氣憤，也很興奮——終于可以打日本鬼子了！

為了鼓舞大家士氣，他的部隊編了很多歌謠，起床唱，吃飯前唱，睡覺前也要唱。“提起二十一條件真心酸，驚醒我睡獅猛睜眼，豈不嚇得日本鬼心膽寒，”至今，這位老兵還能唱上兩句。

歌謠里提到的“二十一條件”，就是20世紀初袁世凱當政時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承認日本人在中國的各種特權，以換取日本帝國主義對他稱帝的支持。

真正的戰場并不像這些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想象的那樣。

“太慘了。轟炸機就在頭頂盤旋，子彈在身邊亂飛，像掃地一樣密，說不清什么時候就倒下了。”任廷漢說。

他親眼看到戰友阿光福被炮彈擊中倒下。

“他是個回族人，我們一起訓練和吃飯，每次開飯前，他都會問，菜是不是清真的，”任廷漢聲音低沉地回憶說。

南苑血戰的第二天，任廷漢聽說他們的師長趙登禹也犧牲了。

“趙師長個子很高，人特別和藹，常常和年輕的士兵拉家常，”他說，“但是他軍紀很嚴明。一次一個士兵由于私人恩怨把另一個人打死了，趙師長把他正法了。”

那一戰中，5000多中國軍人犧牲，除趙師長外，還有當時的29軍副軍長佟麟閣。為紀念他們，后來人們把北京城區的兩條路分別命名為趙登禹路和佟麟閣路。

戰敗后，中國軍隊撤退到河北固安。“當時我帶著一把日本重機槍、一支手槍、一把大刀、一桿步槍，還有手榴彈、防毒面具。后來我稱了一下，這些東西一共有四十斤重。”任廷漢說。

由于不停地開火，槍桿已經很燙了。因此他們在槍桿下面墊上草，邊打邊跑。

任廷漢后來轉戰過很多地方，包括天津、山西、湖北和河南等地。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本來打算退伍，但由于沒有錢做路費回鄉，他只好繼續留在部隊里，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

在部隊的13年中，任廷漢記下了很多本日記。這些日記大多是在黃昏時寫下的。

“有的時候在壕溝里，有的時候在行軍帳篷中。當我們過黃河的時候，我在木船里面寫，寫的時候能聽見河里的水聲。”他說。

這些日記他一直隨身攜帶，皮包里還有兩本字典。可惜的是，退伍前他因為身負重傷，不得不丟掉日記。

根據記憶，他退伍后又重寫了一遍日記。但由于他在國民黨軍隊的經歷，這些本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燒掉了。

在那些艱難的歲月里，妻子一直陪在他身邊，直到2003年去世。

任廷漢沒有子女。他的外甥女被過繼給了他。目前他和外甥女夫婦，他們的兒子、媳婦和孫子一起生活。

當被問起他想以后從事什么工作時，任廷漢10歲的重外孫呂軒笑著說，“當什么反正不當兵。”他看了老人一眼說，“他不讓我當，說太苦。”

但是任廷漢喜歡給孫子講以前抗戰的故事，直到孩子聽膩了，吵著要去看動畫片。

每逢“七七事變”紀念日，老人總是會去盧溝橋附近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憑吊舊日的戰友和首長。

2005年的時候，任廷漢遇到張自忠將軍的女兒。“她告訴我，國家承認國民黨在抗戰中作出的貢獻了，”他說，“當時別提我有多高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