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以宋江為核心人物，演繹了一個個生動的官逼民反的故事，然而最后還是受了朝廷的招安，結局頗為悲哀。那么，歷史上宋江是如何被招安的？招安后，他們是否跟從官軍去征討方臘起義？這些問題由于史料記載的錯綜復雜，矛盾百出，所以史學界也分歧很大，看法不一。

北宋徽宗時期，在方臘起義之前，北方山東、河北地區就爆發了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相傳曾駐泊梁山，后來聲勢發展壯大，他們采用流動戰術，“轉略十郡，官軍不敢嬰其鋒”，對大宋王朝構成一定威脅。《宋史·侯蒙傳》載，宋江寇京東，知亳州侯蒙上奏說：“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諸地，官軍數萬都打不過他，宋江必有過人之才。今青溪方臘盜起，不如赦免其罪而加以招安，讓他率軍去討伐方臘以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宋史·張叔夜傳》載，張叔夜知海州(今江蘇連云港西南海州鎮)時，派出間諜偵察起義軍動向，宋江率軍向海州進發，奪得十余條裝載貨物的官府大船，遂將其作為大本營。張叔夜招募了千名敢死隊員，預先設下埋伏，然后派輕兵引誘起義軍上岸作戰，藏匿海邊的壯卒乘機舉火焚其船，起義軍一看大本營起火皆無斗志。此時敢死隊伏兵再包圍突襲其大本營，多名副將被官軍擒獲，損失慘重，宋江于是投降。上述相關歷史資料，王稱《東都事略》也有類似記載，應是主張宋江投降官軍觀點的主要根據。

主張宋江沒有投降的學者認為，在北宋一代的官私案犢記載當中，全都沒有說過宋江戰敗而投降宋王朝，也沒有宋江這支起義軍到過海州境內的說法，更沒有宋江受招安后從征方臘的事跡，這些故事都是進入南宋后，人們才編造出來的，《東都事略》是南宋人寫的，《宋史》是元朝人寫的，皆不足信。

有學者指出，宋江起義已在北宋末年，所以南宋人寫的有關史料應有可信度，同時也可找到北宋末的相關記載以作佐證。如《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八引《張叔夜家傳·以病乞致仕宮觀札子》說到他“出守海墟，會劇賊猝至，偶遣兵斬捕，賊勢挫創，相與出降”。據說離海州城南十五里的沿海古戰場，其附近還有一大冢，相傳埋著當年戰死的梁山好漢們，如今民眾還稱它為梁山好漢墓。還有《丹陽集·王登墓志銘》說：王師心任海州沭陽縣尉時，“遇京東劇賊數千人浮海來寇，公適就養在邑，命引兵邀擊境上，馘渠酋數十人，降其余眾”。其“劇賊”雖都沒有指名道姓，但在《文定集·王師心墓志銘》中，便明確寫出是“河北劇賊宋江者”。所以，宋江戰敗投降官軍的說法似乎是有確鑿的史料根據的。

還有一種說法，就是張守《毗陵集》卷十三《左中奉大夫充秘閣修撰蔣公(圓)墓志銘》。其載：“宋江嘯聚亡命，剽掠山東一路，州縣大震，吏多避匿。公獨修戰守之備，以兵扼其沖，賊不得逞，祈哀假道。公嘸然陽應，偵食盡，督兵鏖擊，大破之。余眾北走龜、蒙間，卒投戈請降……陛見賜對，上問宋江事，公敷奏始末，益多其才。”這段文字表明，宋江起義軍曾在沂州(今山東臨沂)一帶被蔣圓所率官軍所打敗，而后撤退轉移，終“投戈請降”，受招安后，徽宗還在大殿接見了宋江。蔣圓死于建炎四年(1130)，張守在紹興五年(1135)為他寫此墓志，其資料價值也頗引人注目。其中，說宋江投降與蔣圓在沂州大破其起義軍有著直接關系，由于沂州之戰離宋江受招安的時間可能較為接近，所以也不能說作者在捕風捉影，重要的是它是宋江受招安的又一個有力證據。

當時任元城縣尉，后官至吏部侍郎的李若水所作《捕盜偶成》一詩，卻如此描述宋江接受朝廷招安的經過，它也是最能說明這一問題的相關史料，特全引如下： 去年宋江起山東，白晝橫戈犯城郭。

殺人紛紛剪草如，九重聞之慘不樂。

大書黃紙飛敕來，三十六人同拜爵。

獰卒肥驂意氣驕，士女駢觀猶駭愕。

今年楊江起河北，戰陣規繩視前作。

嗷嗷赤子陰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卻。

我聞官職要與賢，輒啖此曹無乃錯！

招降況亦非上策，政誘潛兇嗣為虐。

不如下詔省科徭，彼自歸來守條約。

小臣無路捫高天，安得狂詞裨廟略。

其中，朝廷是在宋江諸人“橫行”齊魏大地而官軍難于征服之時，才飛敕招安的。宋江等三十六人接受招安后，授官拜爵，騎馬入城，意氣驕昂的樣子躍然紙上，連民眾看了都驚愕不已。就是說，宋江并不是在戰敗而迫不得已投降的情況下，再接受朝廷招安的。反過來說，如果宋江起義軍已戰敗投降，也就不用朝廷“飛敕”招安了。所以，盡管宋江接受招安已無需懷疑，但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宋江才接受招安的？還是讓人頗費猜測。有學者以為，如果說一定要將宋江招安與海州戰役朕系起來的話，那么張叔夜也只能是擔任了官府的說客，在與宋江談判后，才取得上述結果。《皇宋十朝綱要》卷十八載：“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張叔夜招撫之，江出降。”《宋史·徽宗紀》也載：“淮南盜宋江等犯……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那么，《宋史·張叔夜傳》中有關宋江戰敗投降的描寫就與此有明顯的矛盾。

然而還有問題，有史料顯示，宋江在宣和三年的五月，就是官軍在鎮壓方臘起義軍之后，又出兵鎮壓宋江，這時宋江被擒獲。如《東都事略·徽宗紀》載，宣和“三年二月，方臘陷楚州。淮南盜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貫以其將辛興宗與方臘戰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范圭《折公(可存)墓志銘》中也說：折可存在平定方臘后，“班師過國門，奉御筆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繼獲”。所以有學者提出，宋江等人在接受招安一段時間之后，再度反叛，所以官軍在鎮壓方臘后，朝廷又頒布“捕草寇宋江”的命令，一個月后將宋江捕獲。那么，這樣的假設能成立嗎？

下面再考察一下，宋江受招安后是否參加了征討方臘的戰斗。相關史料有四條：

一是《三朝北盟會編》引《中興奸邪姓氏錄》：“方臘反睦州，陷溫、臺、婺、處、杭、秀等州，東南震動。以(童)貫為江浙宣撫使，領劉延慶、劉光世、辛企宗、宋江等軍二十余萬往討之。”據《宋會要輯稿》、《宋史·童貫傳》等史料的記載，童貫是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任命為江浙諸路宣撫使，所統之兵為“陜西六路漢蕃精兵”，所派將官為“辛興宗、楊惟忠統熙河兵，劉鎮統涇原兵，楊可世、趙明統環慶兵，黃迪統鄜延兵，馬公直統秦鳳兵，翼景統河東兵，劉延慶都統制諸路軍馬”，其中并無劉光世和宋江。據方勺《泊宅編》諸書所載，此時，“京東賊宋江等出青、齊、單、濮間”，直到第二年二月“淮南盜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因此，宋江絕對不可能在童貫出兵鎮壓方臘時，便擠入諸將行列。此外，方臘并沒有攻“陷溫、臺、秀州”，“辛企宗”這個名字也搞錯了，都證明這條史料是不可信的。

二是《三朝北盟會編》引《林泉野記》：“方臘反于睦州，光世別將一軍，自饒趨衢、婺，出賊不意，戰多捷。臘敗走，人青溪洞。光世遣察知其要險，與楊可世遣宋江并進，擒其偽將相，送闕下。”這條材料的前半段沒有異議，劉光世確于宣和三年二三月間率軍從江西向東進攻，一路攻下衢州、龍游、蘭溪、婺州，是與王稟、辛興宗、楊惟忠從鎮江、秀州、杭州而來的東路軍，與劉延慶、劉鎮、楊可世從金陵、廣德、宣州、歙州而來的西路軍，都不同的“別將一軍”。問題是后半段材料出現異議：有學者認為，宋江于二月在海州招安后，便隨劉光世南下，有可能趕上參加圍攻方臘幫源洞的戰役。有學者持不同看法，認為劉光世這支部隊沒有繞道淮海，宋江如何隨軍南下呢？劉光世部后一直在衢、婺一帶活動，沒有參加圍攻方臘幫源洞的戰役，如果宋江真在劉的軍中，也無法參加擒獲方臘的戰斗。而且“光世……與楊可世遣宋江并進”一語文理不通，如是“劉光世與楊可世并進”，那么“遣宋江”三字是后來硬加進去的。如是“劉光世與楊可世派遣的宋江并進”，那么，楊可世早就隨童貫率軍南下，宋江是什么時候加入這支軍隊的呢？疑問不少。

有學者提出，從海州宋江投降到方臘起義失敗，前后只有兩個月的時間，即使朝廷調宋江及其部下去增援江浙戰場，要求他們在鎮壓方臘的戰斗中發揮作用，而事實上在時間方面是非常難以做到的。這首先要由地方上報和朝廷批準，往返手續需要時間。批準以后，宋江部隊必須整編，這也需要一段時間，再加上從海州行軍到江浙，起碼十天以上。這其中沒有兩三個月的時間，根本無法完成。更何況皇朝對起義軍的投降者歷來十分猜忌，怎么會這么快就保留其原來統屬和實力而讓其行軍出征呢？

三是《續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在描述官軍組織幫源洞圍攻時的部署時說：“劉鎮將中軍，楊可世將后軍，王渙統領馬公直并裨將趙明、趙許、宋江既次洞后……”與《宋會要輯稿·兵》中的有關文字相比，《宋會要》為“劉鎮、楊可世、王渙、馬公直率勁兵從間道奪賊門嶺”。可見《紀事本末》是經過了修改，修改后產生了明顯的毛病;原來王渙與馬公直的地位差不多，現在卻成了上下級“統領”關系;原來趙明與楊可世的職位也約相等，現在楊可世為后軍主將，趙明卻成了“裨將”;原來沒有“宋江”的名字，現在卻硬擠了進來。如何解釋這些問題呢？也有學者引用《宋會要輯稿·討叛四》中的有關文字，來與該《紀事本末》的記載相互印證，而認為宋江在從征方臘軍中是可能的。

四是《皇宋十朝綱要·徽宗》載：“宣和三年六月辛丑，辛興宗與宋江破賊上苑洞。”我們知道，辛興宗是陜西名將，官任忠州防御史，為熙河兵主將，隨童貫南下。而宋江剛受招安，怎么會有資格與他相提并論呢？尤其是前面我們已看到“五月丙申，宋江就擒”的記載，這又如何解釋呢？如果說宋江四月份還在為官軍出生入死地與方臘拼命，也不至于五月份官軍就要“奉御筆捕草寇宋江”了吧。再說，稱宋江為“草寇”而不是“叛賊”，也說明此人沒有投降過，也就是沒有跟從官軍征討過方臘。而這里，又說六月份，宋江還出現在與官軍共同剿滅方臘余部的戰場上，真讓人如入迷霧之中。當然，也有學者解釋，這“六月”應是“三月”之誤。四月宋江從征方臘后，朝廷仍對他不信任，所以最后殺了宋江。或說，宋江從征方臘后再度反叛，而折可存軍是在宣和四年三月才把方臘余部完全討平，然后才奉命“捕草寇宋江”，所以“宋江就擒”應在一年之后的“五月丙申”。

也有學者提出，范圭《折公(可存)墓志銘》的記載也是有很大問題的。如兩宋時期任何歷史記載中都沒有人說過方臘是折可存擒獲的，而銘文含義中卻有此意。然后又說“不逾月繼獲”宋江，就是銘文把“俘臘取江”兩件大功都加在折可存頭上。折可存死于靖康元年(1126)，享年三十一歲，那么在宣和三年，他僅二十六歲，無論以他的資歷或地位，恐怕都不足以擔得起“俘臘取江”之大任的，更不會受到“奉御筆”的特殊“榮寵”。由于范圭是折可存的女婿，所以其謚美之詞也是不可信的。

問題的錯蹤復雜，真讓人無所適從。于是有人便提出一個令人瞠目的假設：當時有兩個“宋江”，一個“劇賊”宋江于宣和三年二月在海州接受朝廷招安，隨官軍從征方臘;一個“草寇”宋江沒有投降官府，所以在剿滅方臘后，官軍又與之交戰一月，方得平定而擒獲。這一降一戰兩個宋江，決非一人所能為的。當然，也許是有些農民軍為了更好地鼓動群眾，利用“宋江”的聲望，打著他的旗號，在河北、山東一帶繼續活動，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此宋江”是“彼宋江”投降朝廷又鎮壓方臘之后，繼續活動在北方的另一支農民軍首領。這樣的解釋，你會認同嗎？（本文轉自互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