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文明活力，不體現在外在熱鬧，而體現在內在強盛。

朱棣統治大明的永樂年間，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朝貢盛況，“大明統一萬方，天子文武圣神，以仁義禮樂君師億兆，故凡華夏蠻貊，罔不尊親。際天極地，舉修職貢。自生民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鄰國為向中國朝貢爭先恐后。

到了明朝中期，爭相朝拜中國有增無減，尤其是失而復得“朝貢許可證”的日本更是表現突出。朝貢競爭越演越烈，“爭貢”事件屢有發生。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商船挑起的“寧波爭貢”。

這起發生于公元1523年、嘉靖年間的事件緣起向日本商船來中國“朝貢”。日本西海道大內氏使者宗設謙道與南海道細川氏使者彎岡瑞佐兩個“朝貢”使團，駕船來寧波，因爭“先來后到”，互責真偽，發生爭執，宗設謙道殺彎岡瑞佐，使團乘機焚掠，明朝沿海警備司令——備倭都指揮劉錦奉命追繳，竟然戰死，局勢亂作一團。

彼時日本為什么爭先恐后向大明朝貢？為什么那么多國家樂此不疲向中國朝貢呢？對于明朝的朝貢本質，當時有個意大利“中國通”利瑪竇，一針見血地指出：不是世界向中國朝貢，而是中國向世界朝貢。

并不愚蠢的日本人也發現了這一點，明王朝的朝貢貿易帶有很大的賞賜性質。因為是“外夷”的上貢，所以身為“上國”的明王朝，無論給價還是回賜往往超出“貢品”價值的幾倍甚至幾十倍。中國的金屬、緞、絹、瓷器、茶葉、書籍，都是日本的生產、生活必需品，日本人需要中國財富。于是他們也開始認同這種“甜頭巨大”的朝貢。將朝貢看作是一種營利之機，甚至是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史料記載，每當載滿明朝賞賜貨物的朝貢船回國時，日本人就衣冠整齊聚在兵庫港的岸邊翹首西望。日本私人史記《大乘院日記目錄》，對這一盛況進行了這樣描述：“船歸朝，宣德錢到來。”滿載而歸、獲得巨利的喜悅溢于言表。

日本每派出一次進貢貿易船，回國后其總獲利約在二十萬貫左右。甚至是從明朝帶來的銅錢本身，也是值錢的東西。日本長期流通中國銅錢，為從中國取得相當數量的銅錢，不惜在中國東南沿海走私銅錢。

對此，日本學者載傅依凌的《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有如下記載：“惟用中國古錢，每錢一文，價銀四厘。向者福建龍溪私自鑄錢市之。彼重中國之錢，不計龍溪之偽”。“大明國客”鄭舜功《日本一鑒》也如是寫道：“時與新會民交通，載往交趾、廣西，或下海售之”。經“倭夷、貢寇必經之路”，走私出洋，運往日本的銅錢亦很多。日本國內的中國銅錢價甚高，一千文價值四兩銀子，從中國輸入的銅錢，本身就可獲利三、四倍。

朝貢就是撿錢，不撿白不撿。因為獲利巨大，日本從將軍、武士到社寺僧人、各地商人，都把朝貢看作發財的大好機會，想方設法地擠進朝貢團。所以，朝貢團的成員人數越來越龐雜，貨物越來越多，對明朝貢是塊大肥肉，誰不紅眼？

于是，“寧波爭貢”事件就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日本名為“使團”，實為“撿錢”的商船無序競爭，為“獨占朝貢”打破了頭，這是大明的驕傲，還是“人傻錢多速來”的國際笑話？歷史尚無深刻定論。

總之這起事件發生之后，中日關系急轉直下，明朝自閉東洋海上門戶。日本開始嘗試用“武士刀”直至“三八大蓋”敲開“朝貢”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