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凋落的家族，實際上是很可悲的。盡管物質生活上還有前朝的富麗繁縟，卻總像蒙了灰的銅飾，窗外的陽光再怎么照進來，也反射不出一點有生機的光芒來。

從政治上退出主流地位，就意味著永久地走入灰色地帶。

在民國初年，有成千上萬這樣的家庭，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出身無用了，失卻了上進之階，家族的二代后裔靠祖產雖還能錦衣玉食，但卻是坐吃山空。

在角落里，他們或醉生夢死，或牢騷滿腹，或驚恐不安。

很少有人能絕然奮起。

最可憐是大宅門內第三代的孩子們，從小就看得見外面明麗的天地，卻沖不出、飛不走。

——血緣的線，身世的索，牽住了他們。

張愛玲的父親，就是轉型期典型的豪門二代。而張愛玲，則是那些面容蒼白的老宅孩子們之一。

張愛玲的父親張志沂(1896—1953)，別號廷重。他素以號行世，在后文中，我們也就按習慣稱他為張廷重。

從張廷重的生卒年份來看，他恰是跨越了中國近現代巨變的一個人。時代在上演轟轟烈烈的正劇，對很多人來說可能是個福音，而對舊官宦家族遺孑的張廷重來說，卻不折不扣是一場個人悲劇。

他跟他父親一樣，也是7歲就喪父，但卻沒能像老爸一樣“艱難困苦，玉汝于成”，而是一生都籠罩在失敗的陰影中。舊式家族，男丁為主，要重振家聲更是需要子弟們爭氣，生母李菊耦便把過重的期望押在了他的身上，這一來，反而害了他。

李菊耦在清末的十幾年間，經歷家國之變，心理上有一個強烈的反激。昔日娘家的尊崇，夫婿的未展之志，都化為她望子成龍的心切。

這位通曉詩書的母親，教子甚嚴，背不出書就打。但常規的仕途，到此時已走不通了，清政府迫于輿論壓力，于1905年廢除了科舉，張廷重為做八股而學的一肚子學問，完全成了無用。

他的一生也就如失舵之舟，再也沒能找到方向。

父親張廷重種種不合時宜的舉止，張愛玲在幼時便有很深的印象——那是一個神態沉郁的夫子，終日繞室吟哦，背誦如流，滔滔不絕，一氣到底，末了拖起長腔一唱三嘆，算是作結。然后，沉默踱步，走了沒兩丈遠，又起頭吟誦另一篇。聽不出那是古文、八股范文，還是奏折，總之從不重復。連小愛玲聽著也覺心酸，因為毫無用處。

這繞室徘徊的習慣，就是李鴻章傳下來的健身絕招“走趟子”。這個詞，充滿了“無路可走、但也非走不可”的荒誕感。

盡管張廷重受清末維新之風的熏陶，學過英文，能讀會寫，甚至能用一個手指頭在打字機上打英文函件，但是，他還是沒法走出宅門去謀生就業。因為，做生意外行，蝕不起;當官、入政界更不行。

前朝老臣的后裔，怎能恥食周粟？——“投敵的名聲是敗壞不起的”！

他只能當遺少。

當然，他也有他的痛苦——李菊耦與時代格格不入的反激心理，使這位寡母訓子的方式十分怪異，甚至在親戚間都有了孤僻的名聲。她因怕兒子與家族子弟們泡在一起“學壞了”，便故意給小張廷重穿一些過時的衣服鞋帽，把他打扮得活像個女兒家。

據張家的老資格女仆何干講，那些衣服都是“花紅柳綠”的，鞋子也是滿幫花紋的花鞋。

李菊耦就是要讓張廷重羞于見人，遠離那些趨時的“壞小子”。何干后來回憶說，那時張廷重出門去玩，走到二門，趁母親不注意，就會偷偷摸摸脫了鞋，換上袖子里塞著的一雙。“我們在走馬樓的窗子里看見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問。”見張愛玲《對照記》。

老祖宗的氣息一時是消散不了的，它仍以無形之形，控制著這個老宅子。在畸形家庭里成長起來的張廷重，自然也就跟這“走馬樓”的氣息一樣，新舊雜陳。

一方面，他自認為是新文明的同道中人，并不抵制時新的觀念。他愛看白話文的平民小報，樂于閱讀翻譯過來的西洋小說，喜歡購買進口的名牌轎車，甚至，還買過大部頭的《胡適文存》。

五四以后，英國劇作家蕭伯納在中國走紅，張廷重也買過一本蕭的劇本《心碎的屋》，在空白頁上寫下題識：

天津，華北。

一九二六.三十二號路六十一號。

提摩太？C？張

這完全是西式的習慣寫法，還取了一個很摩登的洋名兒。張愛玲后來在寫回憶散文《私語》時，去翻閱父親的舊書，才注意到這個細節。

一切文明在他身上，都體現出混亂。他訂閱了《旅行雜志》，但從來不旅行，因為抽大煙不方便。他不穿西裝，但是卻穿西裝背心，而且就直接穿在汗衫外面。他喜歡叔本華，但也買了希特勒的《我的奮斗》中譯本來看。見《小團圓》。

張愛玲還記得，小時見到父親屋里到處亂攤著各式小報，讓她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張愛玲一貫愛看市井小報，就緣于父親這個嗜好的影響。

但是另一方面，舊時代延續下來的慣性，仍是主導了張廷重的人生。這位遺少，雖被母親嚴厲管教，但成人之后，舊派士大夫的嗜好一樣也不少——吸大煙、納妾、嫖妓、賭博。

轉型時期的人物，有著兩面不同的人生相，這毫不奇怪。

文化之脈并不會因政治的鼎革，就在一夜之間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