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曾經(jīng)說自己“凡事但求實際，不務(wù)虛名。”(《清圣祖實錄》，卷二六八)這倒不是康熙的自詡之詞，而是他在治國理政中時刻遵從的一項準則。他曾經(jīng)先后八次拒絕群臣們?yōu)樗献鹛柕恼埱螅蛷囊粋€方面為我們提供了切實的例證。這八次拒受尊號的時間分別是：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亂”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臺灣鄭克塽歸降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平定噶爾丹后;此外還有五十、六十、七十壽辰(1702、1712、1722)之時共三次;登基五十、六十周年(1711、1721)時共兩次。

在封建時代，給皇帝上尊號是一種“大典”，所謂“加上尊號，典禮甚大”。因為對于一個乾綱獨斷、至尊無上的封建君主來說，權(quán)力和地位都已經(jīng)臻于巔峰，無可再增，所以“上尊號”便是擴大政治威望、提高歷史地位的重要舉措，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義。康熙皇帝拒絕這類活動，究竟出于什么樣的心態(tài)？有著什么樣的政治考慮？我們可以拿第一、二兩次的情形作一點剖析。

康熙初，鎮(zhèn)守云南的平西王吳三桂、鎮(zhèn)守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鎮(zhèn)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擁兵自重，對清朝中央政權(quán)陽奉陰違，形同割據(jù)。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下定決心撤藩，吳三桂及耿精忠、尚可喜子尚之信起兵與清對抗，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三藩之亂”。三藩兵力一度占領(lǐng)云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四川、湖南等省及江西、浙江、湖北、陜西、甘肅一部，對清政權(quán)的統(tǒng)治構(gòu)成了極大的威脅。經(jīng)過整整八年的艱苦戰(zhàn)爭，終于在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取得了平定“三藩之亂”的勝利。兩年以后，一直占據(jù)臺灣奉明朝為正朔的鄭克塽在清軍大兵壓境的情況下歸降清朝，實現(xiàn)了臺灣的統(tǒng)一。這兩件事無疑意義重大，正是以此為標志，開啟了長達百余年的著名的“康乾盛世”。所以在這兩次重大歷史事件之后，群臣們提出要給康熙帝上尊號，應(yīng)該說也是適逢其會。我們來看一看當時的具體情形。

平定“三藩之亂”后最早提出要給皇帝上尊號的是監(jiān)察御史何嘉佑，他的理由是：“今天下蕩平，皆賴皇上一人功德所致”，所以“應(yīng)加皇上尊號，以彰功德”。此后，有的人也許出于真誠愛戴，有的人也許出于對權(quán)力崇拜，有的人也許出于阿諛逢迎，有的人也許出于從眾心理，總之，大臣們從親王、內(nèi)閣大學士、九卿到詹事、科道等官員，凡是身份和地位具備向皇帝進言資格的，無不爭先恐后，紛紛上奏，掀起了一場請上尊號的熱潮。

有些人重復著何嘉佑提出的理由，強調(diào)“三藩之亂”的平定是皇上一人之功。康熙帝明確否定了這種說法，說：“所奏稱天下蕩平，皆朕一人功德所致”，“這所奏無益”。(第787頁)他多次同大臣們回顧了平三藩的決策情形，表示這一場斗爭經(jīng)歷了復雜的過程，如“事有錯誤，朕亦自任，斷不歸咎于人”。現(xiàn)在取得了勝利，乃是“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將士用力，“疲于征調(diào)”;百姓困苦，“敝于轉(zhuǎn)運”，連官員也裁減俸祿，以供軍需。這是上下一心，共同奮斗的結(jié)果，“若遂侈然以為功德，崇上尊稱，濫邀恩賚(lài，賞賜)，實可恥也”。

另外一些官員則強調(diào)，“今三藩殄滅，后患盡除”;“海宇寧謐”，“天下乂安”。有的甚至用了“當此盛世”這樣的字眼。既然天下已經(jīng)太平，皇帝“功德巍巍，自古圣君所不逮，理宜恭上尊號”。對于這樣一些議論，康熙帝卻按照另外一種思路，講了另外一番道理。他跟太皇太后說：“自寇亂用兵以來，將士罷(同疲)勞，民生困苦，瘡痍未復，喘息未蘇。雖兵戈乍戢，疆宇初平，國家紀綱正宜整頓，地方元氣正宜培養(yǎng)，臣何敢宴然自處，以為太平無事，受納尊稱。”他跟大臣們說：“頃雖賊亂削平，地方底定，而民困未蘇，瘡痍未起。君臣之間，正宜各加修省，息兵養(yǎng)民，布宣教化，務(wù)以廉潔為本，用致太平。”“獨念數(shù)年之中，水旱頻仍，災(zāi)異疊現(xiàn)。師旅疲于征調(diào)，被創(chuàng)者未起;閭閻(民間)敝于轉(zhuǎn)運，困苦者未甦(同蘇)。因軍興不給，裁減官員俸祿及各項錢糧，并增加各項銀兩，仍未復舊。每一軫念，甚歉于懷。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潔，俾(bǐ，使)生民得所，風俗淳厚，教化振興，天下共享太平之福，雖不上朕尊號，令名實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舉，則上尊號何益？朕斷不受此虛名也！”

當大臣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奏請時，康熙帝斬釘截鐵地說：“朕意已定，決不允受。如受之，則前言為虛矣。”“其上朕尊號之事，斷不可行，此乃朕實意，非粉飾之詞也。自今以往，大小臣工各宜洗心滌慮，砥節(jié)勵行，休養(yǎng)蒼黎，培復元氣。爾等可向九卿各官悉諭朕意，不必再行陳請。”兩年后，群臣因臺灣統(tǒng)一，“神功圣德，超越千古，非加上尊號，無以慰臣民仰戴之愿”，再一次請上尊號。康熙帝同上次一樣，堅決拒絕。他說：“治天下之道，但求平易宜民而已，何用矜張粉飾？”“朕但愿以平易之道，圖久安長治，不愿煩擾多事，可將朕意傳諭九卿、詹事、科道知之。”

一些評論者往往把康熙皇帝拒受尊號的行為，歸之于他的謙遜。例如《康熙政要》的執(zhí)筆者在談及此事時就說：“群臣請上尊號，至于再四，而謙讓彌堅，至德益廣。”《康熙政要》也把這些事跡納入《論謙讓》這一卷的內(nèi)容之中。這當然并非沒有一點道理。但把全部問題歸結(jié)為個人的品德修養(yǎng)，似乎還沒有完全說到點子上。其實，我們?nèi)绻J真讀一讀詳細記錄皇帝言行的《康熙起居注》這部書，可以發(fā)現(xiàn)，康熙帝對于大臣們一些“頌圣”的話，有時明明是言過其實，也常常會欣然接受。所以，他的拒受尊號，更為重要的還是反映了他作為封建統(tǒng)治者所具有的難得的寬闊政治胸懷，反映了如本文開頭提到的“凡事但求實際，不務(wù)虛名”的政治風格。如果把問題提高了來看，可不可以說，正是這種政治胸懷和政治風格，使他在歷史舞臺上扮演了“康乾盛世”開拓者的角色。如果他一味追求虛名，受到損害的將恰恰是他的政治實績，他在歷史上的地位也許會打一個很大的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