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與陸小曼的故事世人皆知，筆者最近讀到臺灣版《不容青史盡成灰》(劉紹唐著)一書，內有一篇名為《從蔣復璁之逝談到徐志摩的感情世界》，涉及徐志摩的“陰錯陽差”拿錯信的往事，煞是令人品味。

蔣復璁(1898—1990)，浙江海寧人，字慰堂，蔣百里之侄，徐志摩表兄，錢學森堂內兄。畢業于北京大學預科德文班，后赴德留學。1931年始任中央圖書館館長。1949年赴臺后繼任，凡三十二年。《徐志摩全集》(六卷本)由他與梁實秋主編，在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

先說蔣、徐兩家的關系：他們是硤石鎮上兩大望族，且聯姻。蔣復璁喊徐志摩父親為“申如七叔”。志摩在北京大學讀預科時就住在蔣百里家。徐志摩是蔣復璁長兄邁倫的朋友，也是他兒時玩伴之一。1916年徐志摩在天津北洋大學讀預科，蔣復璁也在天津讀中學。同鄉，又沾親，時有往來。次年，徐志摩轉入北京大學法科讀政治，蔣復璁也考入北京大學讀德文。后，蔣在松坡圖書館工作時，徐志摩就住在館內，并襄理事務，朝夕相處。因此，劉紹唐說蔣復璁對徐志摩短短一生“了如指掌”，此言恐不虛。不過，“慰堂先生是謙謙君子，又篤信天主，對志摩私生活點到為止，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講出來的與寫出來的，不及事實的十分之一”。

這“陰錯陽差”大概就是那十分之一的精彩之筆。

徐志摩(1897—1931)一生為四位女性所困：張幼儀、林徽因、凌叔華和陸小曼。徐與張系奉父命而結合，以仳縭告終。與林相見恨晚，是一廂情愿。陸則是乘虛而入造成了事實夫妻。《不容青史盡成灰》作者劉紹唐認為，“僅有凌叔華本最有資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婦的”。

1924年泰戈爾訪華，徐志摩侍奉左右。凌叔華是作為燕京大學學生代表去歡迎泰戈爾的，由此同時認識了徐志摩和后來成為其丈夫的陳西瀅。據說泰戈爾曾對徐志摩說過，凌叔華比林徽因“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據蔣復璁說，“泰戈爾為愛護志摩，曾暗中勸徽因嫁予志摩不果”。林徽因名花有主，奈何，徐志摩感到惘然。那時，北京歐美留學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會，蔣復璁也因志摩的關系參加了。后將聚餐會擴大為固定的新月社(非后來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來客可帶夫人。上世紀20年代社交公開已蔚然成風，林徽因、凌叔華和陸小曼夫婦都入盟成為新月社的常客。而陸小曼的夫君王賡是個敬業、勤勉之士，不大熱衷于游樂，但有歐美風度，每遇志摩請邀游樂之事，王賡往往說：“志摩，我忙，我不去，叫小曼陪你去玩吧！”徐志摩本是人見人愛的“大眾朋友”。他雙管齊下，與陸小曼、凌叔華同時交往并通信。徐志摩對凌叔華的才貌很欣賞，他為凌叔華的第一部小說《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為人作序。他的處女詩集《志摩的詩》出版扉頁上的題詞“獻給爸爸”，就是出自凌叔華的手筆。他們兩人的通信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是知道并認可的。徐志摩1925年3月赴歐前，將一只藏有記載他與林徽因、陸小曼關系的日記及文稿的“八寶箱”交給凌叔華保管，還戲言他出國若有不測，讓凌資此為他寫傳，大有托后之誠，可見“交情非泛泛” 可喻了。凌叔華也很豁達，在與徐志摩噓寒問暖的同時，也與陳西瀅音問不斷。其間，當陸小曼活躍于徐志摩的視線后，徐志摩漸為陸小曼的艷麗、熱情所融化。在那段時間內，徐志摩同時在兩個女人中周旋，總給人以吃了碗里又惦著鍋里的印象。喜劇，或曰悲劇也就緣此開場了。

1924年八九月間，志摩由印度回國，住在上海新新旅館，同時迭接凌叔華、陸小曼兩封信，某日“晨間申如七叔往看志摩，王受慶(王賡，陸小曼丈夫)亦同時往候。志摩深知其父喜歡凌叔華，希望他與叔華聯姻，故見申如七叔到來，即說：叔華有信。在枕邊將信交與父閱。王受慶跟著同看。志摩看受慶臉色大變，于是在枕邊一看，叔華的信仍在，拿給父親看的是小曼的信，他知闖了禍了，因為小曼寫得情意綿綿，無怪王受慶臉色變了，趕快起來，將叔華的來信送與父親，將小曼的信取回。王受慶信已看完，出門走了”。(蔣復璁：《徐志摩先生軼事》，臺灣《傳記文學》第四十五卷第六期)序幕一拉開，以后的故事逼得角色們將劇情發展下去，很快便進入了高潮。數日后，陸小曼應徐志摩前信私約到上海，先住在蔣百里家中。王受慶當眾責詢小曼給志摩寫信一事。“雙方各不相讓，大吵一場，卒致離婚。”據蔣復璁說，他當時親睹這一切，曾勸王受慶接走陸小曼，“用意在調虎離山，庶志摩與王太太減少往還”。大出所料，以離婚告結。陸小曼與王受慶離婚后回北京，某日打電話給徐志摩，恰蔣復璁在徐志摩處閑話。小曼邀大家去她寓所茶敘。徐志摩約蔣復璁一道去。蔣未去。自此，徐、陸的關系急轉直上，“不久就結婚了”。誰也難否認，這封“陰錯陽差”的信把徐、陸逼到墻角，他們不得不快刀斬亂麻做出唯一的抉擇。后來，徐志摩親口對蔣復璁說：“看信這一件事是 ‘陰錯陽差’，他總認為王受慶與陸小曼離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責任。”志摩也無愧男子漢，敢做敢當，他娶了陸小曼。王賡倒不愧是磊落的君子。“陰錯陽差”事件后，徐志摩赴歐避風頭。王賡到南京任職。陸小曼留居北京母家，王賡還托胡適、張歆海“更得招呼她點”。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陸結婚，給王賡發一喜帖，王賡竟還送一份禮品，不失君子之風。

假如，當然這只是假如，徐志摩那天不拿錯信的話，他的命運將又是怎樣呢？猜不透。但有一點很清楚，志摩不娶小曼，家中不會斷絕他的經濟支持，他也許不必到處兼課賺點小錢供陸小曼揮霍。再則，現在各類寫徐的傳記上，都說徐志摩乘飛機回滬，是探視小曼的病，旋匆搭便機返平聽林徽因講演而遭難。蔣復璁不首肯此說，他認為：“其南下真實之原因，因陳小蝶欲購百里叔在上海國富門路之房屋，志摩想賺點傭金以濟家用，誠可憐也！”徐志摩為五斗米折腰而斃命，真令人扼腕！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遇難。12月6日北平追悼會后，于20日在上海舉行公祭。棺木運回老家硤石暫厝，次年春葬于硤石東山萬石窩。葬時匆匆，沒有立碑，只將胡適手書的幾個字放大寫在墓前水泥墻上。直至1946年春積鍇母子歸，葬其祖父申如先生于志摩墓旁時，方請同鄉大書家張宗祥題“詩人徐志摩之墓”，立碑。陳從周參加這一儀式。陳從周說：“所以延到后來才立碑，因等凌叔華所書碑文不就。”若干本徐志摩傳記千篇一律沿襲此說，連劉紹唐的文章也這樣認為。其實不然。

塵封的史料隨著斗轉星移，漸顯水面。筆者與凌叔華之女陳小瀅過從較密。小瀅把她的小學、中學時的同學吳令華介紹與我相識。吳令華是吳其昌的女兒，而吳其昌是徐志摩的表弟，他們的祖母是親姐妹。2004年2月，吳令華將《記凌叔華題徐志摩墓詩碑》一文寄給我一讀。我覺得這史料新鮮，且言之有據，不敢迷信正確與否，總覺得最起碼是一家之說，可供史家研究。于是我將其推薦給《文匯報》和香港《大公報》發表了。吳令華說，1933年夏，父吳其昌回硤石度假，徐志摩父親請他吃飯，托他請凌叔華為徐志摩題詩碑(實是催請)。這很自然，一徐、吳是至親，二吳其昌與陳、凌夫婦有誼。吳其昌因抗日被清華解聘后，到武漢大學任教，與陳西瀅是同事;凌叔華又曾為他的《散文甲稿》設計過封面，交情頗深。吳其昌在硤石便發快信致凌叔華，轉述徐申如的要求。讀劉紹唐的《徐志摩的感情世界》一文，查考凌叔華致胡適的二十五通信和《胡適來往書信選》，關于凌叔華為志摩寫碑文一事有明確記載，覺得真實可信。凌叔華接到吳其昌催題墓碑的信后，過些時日，才題詞“冷月照詩魂”。

徐申如為何堅持獨請凌叔華題，凌叔華為何也樂意，這就不難看出徐申如“希望志摩和叔華聯姻”的本意和徐志摩與凌叔華之間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情愫了。題寫什么辭句為好，凌叔華是很慎重的。她曾于1933年1月31日致函胡適請益：“現在有一件事同你商量，志摩墓碑題字，申如伯曾來信叫我寫，好久未敢下筆。去夏他托吳其昌催我，我至今還未寫，因為我聽了幾個朋友批評所選‘往高處走’之句不能算志摩的好句。去年方瑋德他還提出那句‘我悄悄的來，正如我悄悄的去’(《別劍橋》)比這兩句合適，我想了也覺得是，近來更覺得‘往高處走’句有點符合‘往高處爬’‘往高枝兒飛’種種語氣，本來就有不少人以為我們的詩人是高貴閑人之類，如果刻上 ‘往高處走’句，必定有人譏笑這是詩人生前本如隨園的‘翩然一只云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了。我想了差不多一年，總想寫信同你商量商量，請你另找兩句……” 凌叔華也自謙說：“當然如果你們可以另找一個人寫，我也很愿意奉讓，因為我始終都未覺得我的字配刻在石上。”

“冷月照詩魂”這塊碑后來確實立了。據吳令華說，她的表兄徐璇教授于上世紀70年代還鄉謁志摩墓，于下山時道旁發現它“橫臥泥中”。且美術史專家、吳其昌的連宗兄弟吳甲豐也見過。他倆還共同贊賞凌叔華將林黛玉的“冷月葬詩魂” 易一字用于志摩墓，貼切而自然。

“冷月照詩魂”字是凌叔華寫的無疑。但這句詩是胡適應凌叔華之邀“另找兩句”“找”出來的，還是凌叔華自擬的就難以稽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