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成功后，清廷命令袁世凱部署北洋軍圍攻武漢、南京等地，駐守漢口的革命軍遭到猛烈攻擊，局勢嚴峻，這期間南方諸省紛紛宣告獨立，廣東軍政府決定組建北伐軍支持武漢、南京方面的革命軍隊，任命姚雨平為總司令，統(tǒng)率八千人浩浩蕩蕩地從廣州出發(fā)，向南京開進。

隊伍中，有一支特別引人注目的女子軍隊，她們個個戎裝披掛，肩上、腰上佩戴著長短槍，身上掛著炸彈，一路上威風凜凜。圍觀的民眾不禁感嘆：“女人也出來造反了，世界變了。”

兩位隊長是炸彈“科班”出身

1911年10月，武昌首義成功。武昌文華學(xué)堂女學(xué)生曹道新向國民軍第二標管帶要求參軍，得到軍政府都督黎元洪的準許——“仰該女生自募女生一隊，斯時可謂戰(zhàn)事之后援”，女志士吳淑卿也向黎元洪遞交投軍文。組建女子軍隊的消息不脛而走，幾乎一夜之間，女子革命軍、女子尚武會、女子暗殺團、女子先鋒隊、女子敢死隊等如雨后春筍般在各地興起。其中廣東的女子北伐隊，竟跟隨援鄂大軍“北伐”到了南京，隨后又赴徐州前線參加了著名的“宿固”之役，名噪一時。

女隊員個個身著戎裝，肩上、腰上佩戴長槍短槍，兩位炸彈“科班”出身的女隊長不知從哪弄到炸彈，每位女隊員身上掛著幾顆炸彈(當年炸彈還算是稀罕的玩意)，威風凜凜，一路上吸引了不少民眾前來圍觀。各地的革命政府對這支特殊的女子隊伍也是要錢給錢，要槍給槍，要服裝給服裝。2月，廣東北伐軍司令姚雨平率軍在宿州車站與清軍激戰(zhàn)，女隊員們奔赴前線，其中鄒醒民一馬當先，“始終在第一戰(zhàn)線上，猛勇無比，敵敗，同大隊追至四十余里，皆在前隊。”

女子從軍一時風頭無兩，軍隊中甚至出現(xiàn)了選舉女子作為領(lǐng)袖的提議。1912年2月，廣東協(xié)字營標統(tǒng)余玉亭因公身故，其部下以“林三妹在高州協(xié)夫成功，平時最得軍心”為由，推選余妻林三妹繼任，這個提議得到了所部三營內(nèi)八九百人的贊同，但也有六七百人反對，兩隊人馬互有齟齬，終于釀成大規(guī)模械斗，以至于軍政府及各軍隊均派大隊到場彈壓。

由于女子軍隊聲名鵲起，社會上也有一些人乘機渾水摸魚，他們假借招民軍女子隊為名，煽惑15~30歲的年輕婦女販往外洋為娼，廣東都督府為此特意發(fā)出警告，報刊也提醒市民“婦女從軍須要仔細”。

曇花一現(xiàn)，女同盟會員自沉鼎湖山

正當“女子北伐隊員”準備大干一場時，1912年4月“南北議和”，清廷退位。袁世凱擔任大總統(tǒng)后，下令解散南方武裝，女子北伐隊也自動解散，前后只存在了不到5個月。一些女隊員感嘆：出發(fā)時抱著“馬革裹尸”的決心，可到了前線發(fā)現(xiàn)竟是“春郊試馬”的閑適。隊員黃扶庸從南京回到廣州后，曾在信感嘆中“此行北上，一事無成”，許劍魂也稱：“自出發(fā)以來，到徐州山東交界，便知和議告成，此行竟成虛負。”

高劍父的夫人及其女兒。

此后，徐慕蘭等投身于婦女反封建壓迫的教育工作，宋銘黃與高劍父、許劍魂與鄒魯走到了一起。但絕大多數(shù)的女子北伐隊隊員回來后，生活地位沒有什么改變，有的甚至淪為娼妓。

“二次革命”失敗后，1913年龍濟光入粵，大批捕殺同盟會會員，原北伐隊的許多女隊員都避禍離開廣州，分散各地。其中兩位女隊員、也是同盟會會員的黃扶庸和鄧慕芬一起逃至香港，感懷身世，彷徨苦悶，黃扶庸曾寫信給好友趙連城嘆道：“家庭專制，無可革命，只可遠離，以避其鋒！”1914年12月，二人在肇慶鼎湖山上沉于飛水潭，這一幕悲劇在當時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震動，港澳報紙均發(fā)文致以哀悼。

1911年12月，廣東軍政府發(fā)布征兵告示，組建“廣東北伐軍”，鄒魯、高劍父等人發(fā)起組織“廣東女子北伐隊”。消息傳來，從港澳學(xué)習回到廣州的徐慕蘭、宋銘黃、黃扶庸、趙連城、余瓊玉、許劍魂等，興奮地報名加入，共招募了三四十人，其中1/3以上是來自香港實踐女校的教員或?qū)W生，這所女校是同盟會在港的主要機關(guān)之一。

徐慕蘭、宋銘黃年長，被推舉為隊長。徐慕蘭是當時“同盟會徐氏三姐妹”之一(另兩位是其妹徐佩瑤、徐宗漢)，長時間以中年富家少奶奶身份作掩飾投入革命活動。黃花崗起義前夕，她同兒子李應(yīng)生、李沛基負責起義的準備工作，秘密傳達信息和購買、運輸炸藥，李沛基更曾成功炸斃清廷廣東將軍鳳山。宋銘黃則利用在女子縫紉學(xué)校擔任教習作掩飾，與學(xué)生們秘密印發(fā)傳單及運送軍火，她還與潘達微夫人陳偉莊等喬裝出嫁的新娘，來往穗港之間，偷偷將軍火運進城。她和“支那暗殺團”的副團長高劍父一起研習炸彈制造，參與了黃花崗起義。

隊伍中也有不少來自封建家庭，如學(xué)員黃扶庸出生于官吏家庭，為了反抗逼婚，參加了同盟會;梁國體為逃避父母安排的“盲婚”離家出走，來到實踐女校讀書并加入了同盟會，此外西環(huán)金鋪老板寵妾郭玉生、陳李濟藥商寡婦麥興華等，都參加了實踐女校的革命活動。

“花木蘭”身掛炸彈威風凜凜

“北伐女子隊”初期駐于廣東省城河南(今海珠區(qū))同德里，宋銘黃等人變賣財產(chǎn)籌集開銷，后廣東都督胡漢民撥了一筆6000元的款項予以資助，解決了經(jīng)費問題。女隊員們統(tǒng)一穿白衣褲或湖綠衣褲，每天到廣州東校場先練習兵操、隊列，然后開始訓(xùn)練刺殺、騎術(shù)、射擊和投擲炸彈等項目，被當時周圍的群眾譽為“今之木蘭從軍”。有意思的是，由于一些女隊員是富商的寡婦或出身富貴之家，有時也可看到“女子隊員練習打靶時有多名隨傭仆人跟從”的奇特景象。

1912年1月廣東北伐軍向南京開進，倉促訓(xùn)練完畢的“女子北伐隊”分兩批隨軍前行，鄒醒民、陳振權(quán)、陳惠權(quán)、黎興漢、賴軍華五位女戰(zhàn)士首先出發(fā);不久，徐慕蘭、宋銘黃、鄧慕芬、黃扶庸、許劍魂等20余位女隊員亦隨軍趕到前線。

女子北伐隊的隊員，不但是那個時代知識女性的突出群體，而且她們也是推動辛亥革命的新生力量。這些人出生于有一定經(jīng)濟基礎(chǔ)的家庭，接受了新式的教育，女隊員們大都對封建傳統(tǒng)摧殘人性的一面有著切身的體會，對舊制度有著強烈的反抗意識，也極易接受民主思想，在革命中往往較為堅決。

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女隊員們?nèi)狈ο嚓P(guān)政治經(jīng)驗、軍事素養(yǎng)和衛(wèi)生專業(yè)知識，有的人連槍都拿不動，但依然勇敢地踏上征途。女子軍隊的出現(xiàn)擴大了女性施展才能的舞臺，也提升了女界的聲望，使得世人看到了現(xiàn)實版的花木蘭。當年的女志士趙連城回憶并贊許她們“不失為在曲折歷史道路上摸索前進的一群先驅(qū)者”。

女子的從軍行為，盡管具有民主的符號和導(dǎo)向作用，但社會上許多人并不真正看好其效果。北方的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后，下令解散南方軍隊的武裝，女子軍隊的命運也不得不隨之結(jié)束。可嘆的是，這支隊伍中的一些人本是為逃避封建家庭壓迫尋求一線光明而投身革命，到頭來屈辱的地位不但沒有改變，還不得不回家接受封建家長的奚落，原來的豪邁慷慨變成了悲觀失望;有的因社會動蕩造成生活無著、求助無門，以致憂郁絕望最后以自殺了結(jié)一生。女同盟會員黃扶庸和鄧慕芬兩人在鼎湖山的沉潭，試圖以這種極端扭曲的反抗形式表達對于民初政治的失望。

從女志士這方面來說，也有遺憾的一面，從軍的女子激情有余而準備不足。她們的革命斗爭多依靠男性革命家的扶持，一旦失去支點，心理和情緒便潰不成軍。不利的大環(huán)境和自身的被動性格，導(dǎo)致廣東女子北伐隊由曾經(jīng)的絢爛風光到最后平淡甚至暗淡收場。

盡管如此，廣東女子北伐隊的出現(xiàn)意義是重大的。作為廣東婦女參與中國民主革命的重大事件之一，它不但從某一側(cè)面詮釋了民初中國社會和政治狀況，同時也記錄了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坎坷和艱辛。

辛亥革命時期

各地組織的“女子軍”

江浙聯(lián)軍女子北伐隊：1911年12月，唐群英組建了“女子北伐隊”，被推為隊長，編入江浙聯(lián)軍，在幾位女同志協(xié)助下組織了一支兩百余人的女子隊伍，攻取南京城時，唐群英親自挎著雙槍帶領(lǐng)女兵隨大軍攻城，兩江總督倉皇出逃，南京光復(fù)，“女子北伐隊”及“雙槍女將唐群英”也由此聲名大振。

上海女子北伐光復(fù)軍：成立于1911年11月的女子北伐光復(fù)軍，由上海女子先鋒隊隊長陳婉衍擔任管帶，后來，并入江浙聯(lián)軍、攻打南京的女子北伐隊中，有一支50人組成的“女子敢死隊”，就是全部從北伐光復(fù)軍中精挑細選出來的，她們不僅作戰(zhàn)，還參加了戰(zhàn)時的后勤和醫(yī)療救護工作。

廣東女子北伐炸彈隊：1910年廣州起義時，徐宗漢與外甥(徐慕蘭的兒子)及莊漢翹、卓國興、黃悲漢、李晚援等女革命者在香港制造炸彈提供給革命志士，1911年11月，黃興到上海主持和談時，徐宗漢恐和議不成，還組織了“北伐炸彈隊”以為策應(yīng)。

湖北女子敢死隊：武昌首義時，當革命軍在漢陽與清軍相持不下時，黃陂女子吳淑卿組建了數(shù)百人的“湖北女子敢死隊”趕赴前線，揭開女子從軍的序幕，其勇猛果敢令人稱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