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拿前述標準回溯到唐、五代，盡管當時政府并沒有正式確認過一個狀元，不看重進士名次，考了第一也沒有什么特殊待遇，但是進士也是排過名次的，民間有時也稱進士第一為狀元，我們還是承認唐、五代有狀元，那就是進士科的全國第一名。同一科目只能是同一試卷，每次考試第一也只能一個，政府出面作特殊處理的除外。也只承認進士科的全國第一名為狀元，非進士第一名被稱為狀元的，無論有無依據，則一概排除，因為那時不管稱誰是狀元，都是民間行為，沒有法律依據。廣東的莫宣卿明明是制科第一，由于當時有個朋友寫詩對他表示祝賀，也稱他是“狀元”。廣東人以此為依據，硬說莫是“嶺南第一狀元”，我認為這是不科學的。若制科或明經等科的第一都算狀元，那狀元就太多、太濫，沒有研究價值了。

這很簡單：蘇東坡將他的詞集定名為《東坡樂府》，我們還說是詞集，而不認為是樂府。《莊子》最早用過“小說”一詞，我們并不認為《莊子》說的小說就是小說。反之，我國古代不使用“哲學”一詞，我們并不因此認為我國古代沒有哲學。古代的“經濟”一詞的含義是“經邦濟世”，所謂的“經濟之才”實際是政治人才。我們在研究古代有哪些經濟學家的時候，肯定不能將古人所說的具有“經濟之才”的人都算進來，必須以現代的標準一一進行甑別。對于各朝科舉中的一些特殊情況，筆者的思考如下：

第一，唐代大歷元年到十年，處于安史之亂后的混亂之中，年荒歲歉，科舉考試雖然照常進行，但是這11年是分東都(洛陽)和神京(長安)兩處開考，各派知貢舉，各自狀元。這樣狀元就太多了，我認為除了強調進士科外，還必須強調統一排名的全國第一。這都不是統一排名，不能說是全國第一，所以都不能算。

第二，元代的左右兩榜，各有狀元，這都算，因為政府承認，而且左右兩榜的考卷不同。

第三，明代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會試后，由于出現嚴重的政治糾紛，好幾個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遂搞兩次殿試，出了兩個狀元，這都算，因為這是皇帝認可的，有法律效力。

第四，清初也有兩次是滿、漢兩榜，跟元代一樣，都算。

第五，金代科舉，其“進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損之”，有自己的創造性，較為特別。金代的統治疆域是逐步形成的，因此立國之初有“北人”、“南人”之分。太宗天會年間，同是進士科，為了方便考生，出不同的卷子。北人的考卷偏于儒家經典，被錄取者稱“經義進士”，南人考卷偏于寫作，被錄取者稱“辭賦進士”，各自排名，各有狀元。后來統治時間久了，南北混同了，但是這種進士科又分經義、辭賦兩個小科的辦法卻一直延續下來。這樣就每次考試出兩個狀元。不僅如此，中間較穩定的時期，還專門考選女真進士，女真士人盡管經過專門訓練，但無論考經典還是考寫作都無法跟漢人比，他們是統治民族，于是另考他們治國方略，被錄取者稱為“策論進士”，也獨立排名、放榜，自然也有狀元。這樣進士里出現3個小科了，每次考試出3個狀元。后期，政局不穩，一方面策論科停止，一方面如上文所引，經義第一視同辭賦第二，每次考試只選一個狀元了。哪次考試出幾個狀元，都是有明文規定的，我們應當尊重金朝政府的詔令。

第六，五代時期各國與農民起義政權的狀元，還有北南宋之交的國中之國偽齊也有兩名狀元。有人提出這些政權所產生的狀元帶地域性，不具備全國性意義，不能算數。如，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系韓茂莉、胡兆量兩位先生的《中國古代狀元分布的文化背景》一文就說：

本文的研究時段始于唐，迄于清，不包括隋代。在這些朝代中又以統一王朝為基本分析對象，分裂時期地方政權所舉行的科舉考試，參考人員大多來自地方政權所轄范圍之內，籍貫具有明顯的地域特色，不具備全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