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那個人才輩出的時代，說起鐘繇這個名字可能熟悉他的人不如武圣關羽、智圣諸葛亮、以及醫圣華佗等人多，但如果除去演義的故事，鐘繇可是個真實存在的書圣。書法上所說的“鐘、王碑帖”里的“鐘”就是他，“王”就是王羲之。后世有王羲之學自衛夫人，衛夫人學自鐘繇的說法。這樣算起來書圣王羲之還是鐘繇的徒孫，可見鐘繇在書法史上的地位。叫他書圣并不過分。

鐘繇有一次發現同僚韋誕有蔡邕寫的練筆秘訣，就向韋誕借閱。不料這位韋先生很是技術保守，堅決不給他。鐘繇就捶胸頓足，大哭大鬧了三天，全不顧世家子和大臣的體面，最后“其胸盡青，因嘔血”，人家也沒有給他看。鐘繇卻因為太投入，差點送命，虧得曹操派人送五靈丹(三國時期療傷圣藥)給他，才活過來。鐘繇算是中了心病，發下誓言，說不惜等韋誕死了之后去盜墓，也要看到蔡中郎的秘訣。

鐘繇盜墓一事見于東晉虞喜的《志林》：“鐘繇見蔡邕《筆法》于韋誕坐，苦求不與，捶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誕死，繇盜發其墓，遂得之。”

機會終于來了。古人死后喜歡把自己最心愛的物品，陪葬到墓里。韋誕死后，同樣不能免俗，把《石室神授筆勢》等一批墨寶真經，當作隨葬品帶入了自己的墓中。鐘繇聽說后，心中竊喜，遂策劃盜墓。于是，他花大價錢請來了當時有名的盜墓賊，終于將《石室神授筆勢》搞到自己手里。

當然，鐘繇盜墓的事并不一定就是真實的，量作為藝術家的鐘繇有這種想法也是夠邪氣的。

后來同舉孝廉的荀彧把鐘繇舉薦給曹操的時候，鐘繇已經是尚書仆射的官階了，而且有了東武亭侯的爵位。不過這并不影響他和曹操的關系。不單是兩個人都愛好書法，關鍵是兩個人都有點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邪氣。所以早在曹操還在兗州掙命的時候，鐘繇就沒有少為他說好話。曹操也對鐘繇非常信任，讓鐘繇當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后事，特使不拘科制”，權力和信任程度和夏侯惇、荀彧等人是不相上下的。而鐘繇也沒有辜負曹操對他的期望，他不但是書法家，更是能臣。

曹操在官渡和袁紹相持的時候，鐘繇派人送戰馬二千匹到前敵，令曹操很是感動，給鐘繇去信道：“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勛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

鐘繇沒有能夠如蕭何一樣給曹操舉薦個韓信，但是作戰的本事卻比蕭何強。西涼的韓遂、馬騰被鐘繇擺弄得服服帖帖的。后來匈奴作亂，鐘繇親自帥軍前往平定。此刻在黎陽和曹操對峙的袁尚兄弟派遣高干和鐘繇的外甥郭援一起帶大軍來與匈奴合軍。鐘繇手下的武將都想著撤兵回去，利用堅城防守。這時候鐘繇顯現出英雄本色：“袁氏方強，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仇？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無論從料敵、審己、決勝都顯出上將之才。隨后鐘繇派出的張既搬來了馬騰的救兵萬余人，在平陽和高、郭的部隊決戰。郭援恃勇而進，被鐘繇半渡而擊，幾乎趨全軍覆沒。郭援本人也被龐德斬首。龐德時候得知郭援竟然是鐘繇的外甥，大驚之下向鐘繇道歉。鐘繇大哭道：“郭援雖然是我的外甥，但是卻首先是國賊啊！你又何必道歉呢？！”大丈夫公私分明，不哭則鐘繇無情，不贊龐德則鐘繇不明大義所在，哭自己的外甥而稱贊斬郭援的龐德正是顯現了鐘繇的古人之風。

鐘繇對外甥如此，對自己也是這樣。鐘繇曾在洛陽為宮，當時皇帝下詔征河東太守王邑入京，而邑認為天下尚未平定，不愿應征，百姓亦因王邑政績卓著而不想讓王邑走，于是王邑屬下官吏郡掾衛固、中郎將范先等分別去找鐘繇，要求留下王邑。但皇帝詔書已下，而且新任命的河東太守杜畿此時已來到河東。因此鐘繇未答應衛固、范先等人的要求，反而按皇上之意要求王邑盡快交付印綬。王邑一氣之下，自己拿著印綬徑自從河東來到許昌交給皇帝，衛固等趁機舉兵。鐘繇在討滅叛軍后，上書自劾，稱自己“威刑暗弱”、“輕慢憲度”、“奉詔不謹”、“弱不勝任”“伏須罪誅”。確實是光明磊落的大臣。

更重要的是鐘繇在關中經過董卓和李催、郭汜之亂的摧殘后，能夠在關中重整旗鼓，招降納叛，對流亡的農民予以保護，積極墾荒，是關中之地重新現沃野千里、人口稠密的景象，不止是功在社稷，更是功在黎民。治世之能臣難，亂世之能臣猶難。治世的能臣也許僅僅需要的是心懷坦蕩、大公無私，而亂世的能臣更需要忍辱負重，一個“忍”字道盡亂世能臣的苦楚。亂世的能臣的“忍不是為了自身，而是為了蒼生、為了天下、為了自己的理想。世人也許會對鐘繇把自己價值連城的玉玦送給曹丕的行為而說他勢利，卻很少知道鐘繇的內心世界。一個能夠在書法上提出“豈知用筆而為佳也。故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的人，一個在能夠在亂世首先寫出方方正正楷書的人，一個書法能夠“點如山摧陷，摘如雨驟;纖如絲毫，輕如云霧;去若鳴鳳之游云漢，來若游女之入花林，燦燦分明，遙遙遠映者矣”的人，一個能夠為書法捶胸頓足而不靠手中的政權搶奪的人，絕對不會是一個趨炎附勢之徒。

“若無濟世志，原亦輕王侯”，如果鐘繇僅僅是想保其首領于亂世之中，做個純粹的書法家，憑借他的世家子身份原是不難的，也大可以玩清高，干拿一份俸祿，只需要“口不臧否人物”就可以了。但是鐘繇想的是成為能夠安天下、濟蒼生的能臣，就不能不使自己的羽毛去沾染濁世的紅塵，去和當權者合作，甚至是委曲求全。能臣未必比書法家有才華，但是能臣比書法家更要有犧牲的精神和社會的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