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作為古代最先進的人才選拔制度，一直是古代社會中優秀人才的聚集地，在這樣千軍萬馬中殺出來的進士們，個個都不是一般人，如此優質的鉆石王老五當然引得各家長輩們紛紛使出渾身解數，釣一個金龜婿就賺大發了。

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

宋代的時候，有一個新及第的年輕舉人，相貌堂堂，舉止不凡，為一權勢之家看中。揭榜之日，權勢之家便派出十多個壯丁將青年簇擁至其家，該青年無奈，只好被裹挾著前往。不多時，一位著高官袍服的人來到青年面前，問道：“我只有一個女兒，長得并不丑陋，愿意嫁與公子為妻，不知可否？”此青年深深鞠了一躬，推辭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固然是件幸事，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說，如何？”圍觀眾人見狀哄堂大笑，隨即散去。

還有一個叫韓南的人，剛考中了進士，很快便有人來向他提親，問到他的年齡時，他苦笑地作了一首絕句：“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青衫。媒人卻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其回答不可謂不幽默。這位韓南老先生在73歲的高齡仍會有繡球拋來，真是莫大的諷刺。

在宋代，這樣的“榜下捉婿”的例子不勝枚舉。所謂“榜下捉婿”，即在發榜之日各地富紳們全家出動，爭相挑選登第士子做女婿，那情景簡直就是搶，坊間便稱其“捉婿”，宋人筆記對“榜下捉婿”多有涉及。一些富人為攀新科進士為婿，每每不惜重金，堪稱人文史上奇觀了。朱彧《萍州可談》卷一載：“近歲富商庸俗與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錢以鉺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緡。”

剛直不屈的正直進士

“捉婿”者中還不乏當朝高官。宋真宗時河北人范令孫登甲科，宰相王旦就把他招為女婿。有位新科進士叫高清，品學平平，宰相寇準卻將自己的侄女嫁給他，寇女死后，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將女兒為他續弦，時人稱這些幸運兒為“天子門生宰相婿”。

當然，及第士人中也有不媚權勢者，宋高宗時著名的“六賊”之一的奸相蔡京就在“榜下捉婿”時遭挫：他欲把女兒嫁給新科進士河南人傅察，傅婉拒，令蔡京大不快。宋仁宗時，頗得仁宗寵愛的張貴妃的叔父張堯佐看中了剛及第的馮京，就派人把他拖到家中，欲嫁小女于他，并冒稱是皇帝的旨意，還擺出了豐厚的嫁妝，而馮京只是“笑不視，力辭”。“六賊”中的另一位朱勔在洪皓等待第三輪考試——殿試時就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給他，洪皓謝絕了他。登第后，朱勔再次向洪皓請婚，而且送給他大量的錢財，并許以顯官，不過洪皓依舊是堅決拒絕了這門婚事。

法律規定的高收入高待遇

宋代為何會出現“榜下捉婿” 的婚配奇觀，且這樣的奇觀還屢屢上演？

這得從宋代文官地位說起。

在唐代，士人取得功名后還要經過考試合格才有資格擔任官職，到了宋代，只要是進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官，而且升遷的速度和級別之高也是其他途徑入仕的人所比不了的。司馬光與蘇軾的恩師陳襄就曾在他的《仙居勸學文》里這樣寫道：“今天子三年一選士，雖山野貧賤之家所生子弟，茍有文學，必賜科名，身享富貴，家門光寵，戶無徭役，休蔭子弟，豈不為盛事？”

宋朝是中國科舉制度最完善的時代，考試取士為朝廷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科舉勝出者名利雙收待遇豐厚，致使人們把趕考走仕途作為人生奮斗的終極目標，一旦金榜題名，那娶富豪家千金的“洞房花燭”也就馬上接踵而至了。

宋太祖時就有“不殺文臣”的條訓與崇文抑武的國策，以后的宋代歷任統治者都一以貫之，導致無論從物質還是精神意義上來說，宋朝都堪稱文人士大夫如魚得水的時代。他們多出身于庶族寒素之家，全憑個人奮斗才突破逆境，躋身于統治集團成員之列。現代有很多文人都很向往宋朝，比如大名鼎鼎的武俠大師金庸先生與學者余秋雨等。

宋代的文官官俸高，接受的賞賜也重。不僅如此，還可以蔭及家人，差科全免，成為社會上享有特權的“官戶”階層。而這些待遇，在宋朝的相關法律文件中都有明確的規定，可謂是法律保障的高收入、高待遇。

連宋真宗趙恒都都有些眼紅，在詩中表達了這層意思：“富家不用賣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誕生于宋代的一組神童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自小多才學，平生志氣高;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學乃身之寶，儒為席上珍;君看為宰相，必用讀書人”。“莫道儒冠誤，詩書不負人;達而相天下，窮則善其身”。更是將讀書博取功名贏得遠大前途渲染得淋漓盡致。

宋代的高級官員中，科舉出身者占了壓倒優勢。就拿北宋時期的正、副宰相來說，科舉出身的人就占到了90%以上，南宋比例更高。當時評價一個家族興盛與否，有無美好的未來，其中關鍵的一條就是看其有幾人登科或幾個女子嫁給士子。這樣，金榜題名的士人自然就成了豪富之家擇婿的首選，屢屢上演“榜下捉婿”也就不足為怪了。

但大宋官位畢竟有限，經不起天下人爭搶，只有佼佼者才有望勝出。

這便造就了眾多未婚大齡青年乃至大齡壯年。這也影響了大宋的女士們，“女怕嫁錯郎”，既然做官的吃香，大家閨秀們便擠破頭爭當“官夫人”，于是出現宋朝特有的“榜下捉婿”怪圈。宋人把“擇婿”說成“捉婿”，又戲稱為“臠婿”，“臠”乃肉塊，可謂比喻形象，又頗帶諷刺意味。

捉的不只是女婿，更有家族的前途

雖然前一個“鉆石王老五”的標準是主要的，但是其背后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視的。

因為在古代社會中，女性出嫁不僅僅是一個家庭走進另一個家庭，也不僅僅是個人角色從女兒到妻子的轉變，她還肩負著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擔當聯系兩個家族的紐帶。這一作用在當時人眼中是被重視的。宋代也不例外。

因而為女兒選擇理想的婚配對象常常是使父母傷腦筋的大事。不過，所謂的理想對象既不是女兒的個人意愿，也不是從女兒的角度來考慮的，而是父母主要是父親從維系、發展家族的角度來考慮的。

基于這個角度，古代社會中的婚姻關系并不是簡單的男女之間的愛情，而是兩個家族未來的休戚與共，由此產生的一些包辦婚姻，從客觀的來說，還是有他存在的道理的。

婚姻不只是財產的結合

“榜下捉婿”其實也透露出這樣一個信息，即宋代的婚姻觀念在發生著重要的變化。從魏晉南北朝、隋至唐中期，由于門閥制度盛行，婚姻對象的選擇是有著嚴格的門第限制的。

到唐中后期門開始衰落，經歷五代，到宋代，門第觀念已經淡薄。因為個人才能和錢財，而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則與宋代高度發展的經濟、文化等因素密切相關。

因而，對于宋代此種婚姻觀念的評價應該辯證地看，較之前代的門第婚而言，宋代的婚姻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歷史的進步，不過對于后世的論財婚而言也可謂是一種濫觴，對今天因《婚姻法》新解釋而產生的“經濟婚姻學”更是一大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