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元年（1644年），清遷都北京，入主中原，中國歷史開始了一個新的皇朝時代。幾乎同時，1649年（順治六年），英格蘭發(fā)生資產(chǎn)階級革命，世界歷史開始了資本主義工業(yè)化、資產(chǎn)階級民主化的新時代。清朝面對世界國際化、工業(yè)化、民主化的大潮，雖有“康乾盛世”，出現(xiàn)一段輝煌，卻仍恪守祖制，未能革故鼎新，錯過了八次圖強維新的歷史機遇。

第一次，清朝入關(guān)之初，皇太后和順治帝禮遇外國傳教士湯若望，為清帝了解西方開啟一扇窗戶；但隨著順治帝病故，湯若望被訐告，下獄而死，從而使這扇中西文化交流的窗戶剛打開便被關(guān)上在順治朝，底定中原，穩(wěn)固政權(quán)，是朝廷當務之急。然皇太后和順治帝禮遇湯若望，為清帝了解西方開啟一扇窗戶。湯若望是德國人，耶穌會士，明末被征參與天文推算，設館于今宣內(nèi)南堂。順治初，湯若望掌管欽天監(jiān)事，受命修成《時憲歷》并頒行。他因此獲得太常寺少卿銜，后成為清朝命官。皇太后尊湯若望為義父，順治尊稱其為“瑪法”（滿語“爺爺”的意思）。順治帝向湯若望學習天文、歷法、宗教等知識，以及治國之策。順治曾24次親到湯若望館舍，或召湯若望入宮，君臣暢談，竟至深夜；湯若望向順治先后呈遞300多件奏帖，陳述建言。皇太后懿意立皇三子玄燁，征詢湯若望的意見。他以玄燁出過天花，支持皇太后的旨意。順治帝便一言而定玄燁繼承皇位。史書說湯若望“直陳萬世之大計”。陳垣說：“吾嘗謂湯若望之于清世祖，猶魏征之于唐太宗。”順治帝24歲病故，不久湯若望被楊光先訐告而下獄，后死于羈所。這扇中西文化交流的窗戶剛打開便被關(guān)上。是為第一次。

第二次，在康熙朝，西方耶穌會士將西方科學技術(shù)最新成果送到皇宮，使得康熙對歐洲國家的社會、地理、人文、科技等都有所了解，由此組建了被西方譽為清朝皇家科學院的“蒙學館”，但康熙死后，人亡政息，沒有使之成為國家政策和政府行為在康熙朝，西方耶穌會士來到中國，將西方科學技術(shù)最新成果送到皇宮，其時康熙學習西方數(shù)學、天文、物理、化學、醫(yī)藥學、解剖學等科學技術(shù)是熱忱而認真的。康熙對歐洲國家的社會、地理、人文、科技等都有所了解。那個時候測繪的《皇輿全覽圖》，可以作為一例明證。暢春園的“蒙學館”被西方譽為清朝皇家科學院。然而，康熙皇帝僅作為個人的興趣、需要，而沒有像俄國彼得大帝一樣再往前邁一步，使之成為國家政策、政府行為。可惜，康熙死后，人亡政息。是為第二次。

第三次，雍正時期，天主教與儒家傳統(tǒng)發(fā)生沖突。雍正帝驅(qū)趕天主教徒、廢除天主教堂，在維護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同時，也把通往西方科技文化的窗戶關(guān)上在雍正朝，全國天主教堂約300座，受洗教徒約30萬人。天主教與儒家傳統(tǒng)發(fā)生沖突。雍正初年，驅(qū)趕內(nèi)地耶穌會士到澳門、封禁天主教堂改其為“天后宮”。浙江巡撫李衛(wèi)在雍正帝支持下，撰寫《天主教改為天后宮碑記》說：我皇上“去荒誕狂悖之教，而移以奉有功德于蒼生之明神，不勞力而功成，不煩費而事集，此余今日改天主堂為天后宮之舉也。”如果說將天主堂改為學宮，尚有普及教育的正面作用；而將天主堂改為天后宮，兩者都在供奉“明神”，沒有本質(zhì)的不同！顯然，雍正帝最關(guān)心的是“天主”與“人主”的矛盾，是“一國之中寧有二主耶”？他還是為著帝王的專制。雍正帝驅(qū)趕天主教徒、廢除天主教堂，在維護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同時，順手把通往西方科技文化的窗戶關(guān)上。

第四次，乾隆朝，英國使臣喬治·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但乾隆帝高傲自大，固步自封，造成了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失敗。乾隆帝看不到世界發(fā)展的潮流和工業(yè)科技的進步，拒絕了英國的要求，堵塞了交流的渠道在乾隆朝，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使臣喬治·馬戛爾尼等一行92人來到中國。英國使團的使命是“交使通商”，乾隆帝卻以為是來向他進貢祝壽的，旨稱英使為“貢使”、禮品為“貢品”，并在其車船上插著“英國特使進貢”的旗子。馬戛爾尼等在北京圓明園稍事休息后，前往承德避暑山莊，參加乾隆帝83歲壽辰慶典。途經(jīng)萬里長城，馬戛爾尼等頗為震驚和欽佩。在避暑山莊澹泊敬誠殿的萬壽慶典上，英使會見乾隆帝的禮儀成為爭論的焦點。清朝要求馬戛爾尼行三跪九叩禮——“一到殿廷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下跪表示英國的“歸降”；馬戛爾尼只同意行單膝跪禮。馬戛爾尼，遞交了英王用英、法兩種文字書寫的表文，要求英國派代表常駐北京。乾隆帝認為：此不合天朝體制，斷不可行。馬戛爾尼還要求：允許英國商船在珠山（今舟山）、寧波、天津等處經(jīng)商，允許英國商人在北京設一個買賣貨物的洋行，并在珠山、廣州附近劃一個小島為英國商人存放貨物等。乾隆向英王發(fā)出回書，對英王的上述要求，逐條批駁，斷然拒絕。這標志著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之失敗。乾隆帝高傲自大，固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國的迷夢之中。他看不到世界發(fā)展的潮流和工業(yè)科技的進步，拒絕了英國的要求，堵塞了交流的渠道。是為第四次。

第五次，嘉慶朝，英王第二次派遣以羅爾·阿美士德為正使的訪華使團，再次向中國提出通商的要求，再遭拒絕，從而使清朝堵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向西方借鑒、學習的機會在嘉慶朝，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英王第二次派遣以羅爾·阿美士德為正使的訪華使團，再次向中國提出通商的要求。嘉慶帝以“蕞爾小國”，前來“輸誠”，而“勉從其請”。這次還是因為英使拒絕向嘉慶皇帝行三跪九叩禮，而被降旨：“該貢史等即日返回，該國王表文亦不必呈覽，其貢物一一發(fā)還。” 使英國使臣被驅(qū)逐出境。清朝堵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向西方借鑒、學習和吸納的機會。

第六次，道光朝，清政府在鴉片戰(zhàn)爭中吃了敗仗，但不從失敗中總結(jié)教訓，臥薪嘗膽，奮發(fā)圖強，進行改革，卻繼續(xù)封閉，狂妄自大在道光朝，清政府在鴉片戰(zhàn)爭中吃了敗仗，簽訂喪權(quán)辱國的《南京條約》。失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從失敗中汲取教訓，繼續(xù)封閉，狂妄自大。本來應當在鴉片戰(zhàn)爭后，總結(jié)教訓，臥薪嘗膽，奮發(fā)圖強，進行改革；然而，道光皇帝以穿帶補丁的褲子顯示節(jié)儉，撿芝麻而丟西瓜，拒不汲取教訓，拒絕改革圖新。是為第六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