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兵范陽。安祿山之所以能夠在范陽(今北京)崛起，與他在同契丹、奚兩個民族的戰斗中屢立戰功分不開，而范陽之所以精兵甲于天下，正是唐王朝遏制兩蕃的需要。

事實上，唐玄宗對安祿山的寵信，并不僅僅是他的昏庸和任人不明，而是他需要安祿山這樣通達邊事的蕃將。在這樣的背景下，安祿山的周圍逐漸聚集起一群與他種族、出身類似的武將，形成了一個關系膠固的軍事集團，而粟特人在其中更占有很大的比例。除了史思明外，在安史之亂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還有何千年、安太清、安守忠、康節、安武臣等一大批粟特族武將。

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九日，久蓄異志的安祿山終于在范陽起兵，誓師南下。幾天之后，太原等地的報告陸續送到了長安，唐玄宗與滿朝文武都震驚不已，只有宰相楊國忠卻喜不自勝，因為他之前的預言終于應驗了。

十一月十五日，玄宗派剛剛入朝的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募兵六萬，去防守東都。同時，他又采取了一系列部署：以郭子儀取代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派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為太原尹，避免這兩鎮落入安祿山親黨之手。同時，他任命兒子榮王李琬為元帥，曾在西域屢建奇功的名將高仙芝為副元帥，帶著在長安臨時拼湊起來的一支五萬人的軍隊開赴陜郡(今河南陜縣)。

然而，叛軍前進的速度非常驚人，十二月初，已進抵黃河北岸，靈昌(滑州，今河南滑縣)、陳留(今河南開封)等地相繼淪陷，叛軍直逼東都。一經交手，封常清就發現他臨時招募的軍隊是烏合之眾，根本不是范陽虎狼之師的對手，只能連連敗退。到十二月十三日，洛陽就落入了安祿山叛軍之手，封常清率殘部與高仙芝會合之后，退往潼關，并組織起堅固的防線，暫時穩住了陣腳。高仙芝和封常清都是一代名將，他們退保潼關的決策，在當時無疑是合理而明智的。然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唐玄宗卻聽信了監軍的宦官邊令誠的一面之詞，認為他們不戰而退，竟然下令將高仙芝和封常清處死。

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敦煌文書中，保留著封常清在臨死之前呈給玄宗的《謝死表》，其中先分析戰況，希望朝廷能對當前的嚴峻形勢有清晰的認識，最后說：“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則冀社稷復安，逆胡敗覆，臣之所愿畢矣。仰天飲鴆，向日封章，即為尸諫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歿而有知，必結草軍前，回風陣上，引王師之旗鼓，平寇賊之戈。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無任永辭圣代悲戀之至。”千載之下，讀到這樣字字泣血、披肝瀝膽的文字，仍然令人震撼。

臨陣處死大將，實在是兵家大忌。那么，由誰來接替他們呢？玄宗想到了因病在家休養的河西、隴右二鎮節度使哥舒翰，命他前往潼關鎮守。哥舒翰面對的是怎樣一個局面呢？

十四日，當他們到達馬嵬驛(在今陜西興平)的時候，疲憊饑餓的禁軍發生了騷亂，殺死了楊國忠和他的姐妹們，進而包圍了驛站，要求玄宗處死楊貴妃。形勢所迫，玄宗只好同意，風華絕代的美人就這樣成為替罪羊，香消玉殞了。

不過，事情并未就此終結。第二天，當玄宗準備從馬嵬驛出發時，被許多百姓攔住，他們請求玄宗留下，以保存平定叛亂的希望。然而，此時的唐玄宗早已心驚肉跳，他留下太子李亨慰喻百姓，自己先行往成都進發。在百姓的請求和心腹宦官李輔國的鼓動下，太子終于下決心留下來，擔負起平叛的重任。對于唐玄宗來說，這實際上是他個人政治生命的終結，而對于唐王朝來說，這又成為平叛與復興的起點。

歷時七年零兩個月的安史之亂終于結束了。經過這場戰亂，唐人的心態似乎也變得不再昂揚，也不再像先前那么自信了。由于安祿山、史思明的粟特胡人身份，使得在安史之亂后，夷夏之辨成為一個沉重的話題。在唐代初年，唐太宗曾說自己對漢人與少數民族“愛之如一”，而盛唐的人們更有著極為開放的胸懷，他們曾積極吸收一切優秀的文化。但安史之亂的爆發，使人們對這樣的觀念產生了懷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成為許多唐人的共同心態。

這場戰亂，使得山河破碎，滿目瘡痍，中原地區更是白骨遍野，國家控制的人口從天寶年間的九百多萬戶銳減到亂后的不足三百萬戶。當然，除了在戰亂中死去的人口外，還有大量人口南遷到江南一帶也是原因之一，這無疑給南方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晚唐河北財賦不納于朝廷的情況下，江南成為國家財政的支柱，使唐王朝得以延續下去。往日的繁華已成追憶，盛唐的詩篇也已無法唱響，經過這場令人錯愕的戰亂，遭受重創的唐王朝又開始了新一輪的重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