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權被關進扯皮的“籠子”，那些作風硬朗的文臣感覺很不爽。熙寧年間，王安石就說：“若朝廷人人異論相攪，即治道何由成？”但宋神宗聽則聽矣，“籠子”照編不誤，一方面重用新黨搞改革，一方面又把舊黨首領富弼的女婿馮京任命為樞密副使，后又提拔為參知政事，時時拖著荊公的后腿。

把權力關進“籠子”，庶幾成了口頭禪。

說白了，就是用制度來約束、監督權力人群。這方面，古人也在做。比如說宋朝，皇帝們看起來像是不錯的匠人，也編了許多“籠子”，效果固然是有一些，但是，如果求全責備的話，怎么看怎么另類，有的甚至很逗。

以享樂做“籠子”

宋興于五代之亂，那是一個“城頭頻換大王旗”的時代，趙匡胤看得比誰都真切。短短五十三年，五個家族輪流上，八個皇帝被殺，下崗者更如走馬燈。原因在哪兒？槍桿子決定印把子！不把兵權關起來，今天黃袍加身，明天說不定又被人脫下來。于是，趙匡胤開始編“籠子”。

杯酒釋兵權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趙匡胤編的即是享樂主義的“籠子”：“人生苦短，如白駒過隙，你們……多積點錢，多置點田產房屋，……快活的過日子。我和你們結為親家，彼此無猜，不好嗎？”

與此同時，他還對制度進行細化。軍隊的指揮權被他一分為三，誰也別想輕易調動部隊;特別是將帶兵權與指揮權分開，最為有效，帶兵的無權指揮作戰，指揮作戰的無權帶兵。如此一來，發生軍事政變的可能，幾乎為零。

這也是宋代重文抑武的源頭。風氣一開，武將集體蔫菜，兵權沒了，地位亦每況愈下，只能生活在享樂的“籠子”里。《宋史》載，名將曹彬做樞密使(國防部長)時，路遇文臣車馬，要“引車避之”。韓世忠曾議買新淦官田，高宗聞之大喜，特賜御札，把這塊田賜給他，前提是----卿把兵權交出來吧。不愿意？弄個莫須有出來整死你，岳飛是個血的教訓！仁宗時狄青功高，但仍遭貶黜，他問宰相文彥博外放原因，文答：“無他，朝廷疑爾。”

以扯皮做“籠子”

“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之。”

兩宋許多皇帝都說過類似的話。看起來文臣的境遇要比武將好一些----治權在手，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絕非誑語。但是，等待他們的同樣也有“籠子”，其要旨即是扯皮。

扯皮這個詞，不好聽，如今還有胡攪蠻纏、沒原則、扯后腿等引申意。但就管理學而言，它卻有不可或缺的制衡作用。宋代皇帝稱它叫“異論相攪”，即同時起用派系不同、政見不同的大臣，以相互牽制。

徐度《卻掃編》云：“國朝中書宰相、參知政事，多不過五員，兩相則三參，三相則兩參。”當然也有其他狀況，不過獨相為大的局面極少。宋代皇帝大多深諳此道，多設幾個宰相，讓他們吵架去，自己好火中取粟，穩坐裁判交椅。如宋真宗一邊升任王欽若為宰相，同時又任命與其政見不同的寇準為相，還說：“且要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昏庸如宋徽宗者，親政之初也知道實行所謂“邪正雜用”，舊黨韓忠彥、新黨曾布同時為相，更是典型的扯皮“籠子”。

有了這只“籠子”，宰相想“進退人物，隨意在手”，就不容易了。如咸淳年間，賈似道權傾中外，但宰臣程元風、江萬里等人，仍然“微露鋒穎”，公然當眾與賈似道作對。這種情形不光在朝廷，地方上也是一樣。

兩宋路以下各級衙門，從來就沒有“一支筆”的說法，主官的拍板權還不如現在的村支書，副職如同知、通判、主薄等都有通簽文書的權力，他們一扯皮，主官必頭疼。嘉祐六年，蘇東坡以大理評事判鳳翔府，芝麻大的小官也敢與韓琦頂牛，靠的就是通簽權，令韓琦抓狂亦無奈。

治權被關進扯皮的“籠子”，那些作風硬朗的文臣感覺很不爽。熙寧年間，王安石就說：“若朝廷人人異論相攪，即治道何由成？”但宋神宗聽則聽矣，“籠子”照編不誤，一方面重用新黨搞改革，一方面又把舊黨首領富弼的女婿馮京任命為樞密副使，后又提拔為參知政事，時時拖著荊公的后腿。以吃空額做“籠子”

這是為預防“亂權”。何謂“亂權”？法度之外的權力也。封建時代，宗室、后妃、外戚等，都是可能的亂權分子。

宋朝起于外戚奪位，自己做過賊，安能著了賊的道兒？因此對這個群體的限制尤為嚴格，編了不少“籠子”。如對宗室“賦以重祿，別無職業”，也就是有編制，薪水照發，而且多多的發，就是不讓干具體工作;其他如“無后妃預政之理”、“外戚不當預政”等等，在兩宋皆被抬升為國體。

防范宗室奪嫡，哪朝哪代都有，這個就不說了。單說后妃，宋代號稱“女子之防尤嚴”，后妃多懂得“閫外之事非所預聞”，并加以守。哲宗劉皇后在徽宗時被尊為太后，因“頗干預外事”，徽宗“與輔臣議，將廢之。”紹興十三年四月，高宗請求他的母親韋太后“降一指揮”，韋太后不肯，并說：“我但知家事，豈預外廷？”高宗當即稱頌：“太后知國體，故慎重如此”。

對外戚如同宗室，基本原則也是“養之以豐祿高爵，而不使之招權擅事”。關在這樣的“籠子”里，不少外戚變得很乖。如《宋史》列傳稱，太宗的駙馬王貽永“能遠權勢”、仁宗的舅舅李用和“推遠權勢”、哲宗的妻兄孟忠厚“避遠權勢”、寧宗的岳父韓同卿“善遠權勢”、寧宗的妻兄楊次山“能避權勢”等，多不勝數，他們因此一概被贊為“得外戚體”。

由于這個“籠子”比較管用，兩宋三百年，除“燭影斧聲”之疑案外，宗室幾無亂權者。南宋有士大夫贊道：“本朝歷世以來，未有不賢之后，蓋祖宗家法最嚴、子孫持守最謹也。”后妃外戚專權，亦屈指可數，劉光祖做了客觀評價：“國家二百余年無外戚預政之禍，亦由制之得其道故也。”

專門給太監制作的“籠子”

在宋代做太監，比較苦逼。《官制舊典》云：“皇朝懲唐五代宦官橫驕之弊，不使典衛總兵、干預政事，但專本職而已。”這是從國家成法的高度給太監做了“籠子”，監管“籠子”的卻是朝廷大臣們。

太監的升遷權與懲治權均在樞密院。如“宦官進職，樞密得專之”;朱熹在文章里也提到，仁宗時，宦官朱穎士“以內降監榷”，監察御史里行(實習生)傅堯俞上疏指責樞密院“不治穎士求內降罪”，實屬瀆職行為。

另外，宰相號稱“事無不統”，臺諫官員可“風聞言事”，他們對太監的制約，也形同兩個“緊箍咒”。至和元年，宦官王守忠仗著是仁宗的“東宮舊恩”，病危時“求為節度使”。仁宗“欲予之”，宰相梁適反對：“宦官無除真刺史者，況真節度使乎！”仁宗勸解道：“朕蓋嘗許守忠矣。”梁適堅持己見：“臣今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內臣為節度使，臣雖死有余責。”當時的御史中丞“亦奏疏力諫”，王守忠“乃罷節度使不除”。英宗即位初，宦官任守忠“奸邪反復”，宰相韓琦召他到政事堂訓斥：“汝罪當死！”貶其為團練副使，蘄洲安置。

南宋有學者把這個“籠子”概括為“宦官有過，宰相得斥之”、“宦官有過，樞府得治之”。并贊嘆道，宦官“有過則治，有勞則遷，或賞或罰，一聽大臣。宜乎！”當然，這“籠子”在北宋末期并未被關好，梁師成、童貫、李彥等死太監都混入“六賊”之列。其責倒不在“籠子”編得不好，而是看“籠子”的大臣太過無恥。如王黼對梁師成“父事之”，“雖蔡京父子亦諂附(梁師成)焉”。看“籠子”的不要臉，“籠子”還能牢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