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關于元宵節及其燈會的源頭，來自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漢武帝祭祀太一神”。根據《史記·樂書》的記載，祭太一神是在正月上旬的辛日，于甘泉寺之中，“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所以燈火徹夜通明，還有“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唐代徐堅等撰《初學記》，認為“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

其次源于佛教的“燃燈表佛”。西域的摩揭陀國每年十二月三十日(相當于中國夏歷的正月十五日)，會舉行紀念佛祖的燃燈法會。漢明帝時期，白馬馱經，佛教東來，明帝也弘揚了這一“燃燈表佛”的習俗。前面的“祭太一說”是為元宵節框定了一個“夜間活動”的范疇，而這里的“表佛說”則已經有了明確的關于“燃燈”的慶祝行為。

其三，元宵節還被稱為“上元節”，這是來自道教的說法。南北朝時期，道教的“三官信仰”十分興盛，三位天帝，逢其誕辰日，便要下界來校定人之罪福，也就是所謂“正月十五上元日天官賜福，七月十五中元日地官赦罪，十月十五下元日水官解厄”。于是，在上元日的燃燈活動，也被認為有祈福的含義。

元宵節期里的“情”與“愛”

元宵節期里“集體狂歡”和“個人亢奮”之“無序”，其實潛伏著危險。古代小說中多有此類“危險”案例：《二刻拍案驚奇》卷五，襄敏公在京城的元宵夜被歹人拐走了兒子;《紅樓夢》篇首，蘇州城里的甄士隱在社火花燈之中痛失愛女英蓮;還有那些水滸的“叛亂者”們，“時遷火燒翠云樓，吳用智取大名府”和“柴進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鬧東京”，利用的都是元夕“無夜禁”和人們“打哄賞燈”的時機。

愛情同樣也是危險的，就像人們常會用“擦槍走火”來形容情事的發生，只不過它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危險而已。愛與欲，是人性的本能，是人格中的“本我”，也是藏于人們心底的“厄洛斯”(Eros)。“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元宵節那打破了秩序和規矩的時空情境，為情的滋生、愛的瘋長提供了豐沛的土壤，就像馮夢龍在《喻世名言》卷四中所道出的：“只為這元宵佳節，處處觀燈，家家取樂，引出一段風流的事來。”

那個時代“眾里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浪漫，可以是單身男女看對眼，然后留下彼此名號，回家稟告父母，再嚴肅認真地走“明媒正娶”的程序;但也會有良宵一夜、天亮就分手的;或者由于種種原因，不能通過常規途徑結合，于是私奔遠走、雙宿雙飛。

古代留下的那些話本小說、戲曲作品，為我們展現了更多元宵情事的曲折生動。

宋話本《張生彩鸞燈傳》中，張公子元夜觀燈，于乾明寺殿上拾得一紅綃帕子，帕上有細字一行云：“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請待來年正月十五夜于相籃后門一會，車前有鴛鷲燈是也。”張公子怦然心動，為這個約會等待了一年。到相見時，二人情投意合，最終私奔，不過倒也偕老百年。這是一場關于“等待”的情事。

明代阮大鋮的傳奇劇《春燈謎》，韋家的小姐影娘女扮男裝賞花燈，遇見宇文家的公子，二人彼此欽慕，題詩互贈，卻因為忽作風雨，慌亂之中上錯到了對方家里用作交通的船。于是，一系列的誤會與錯認發生了，宇文公子經歷了被誤認為反賊的冤獄、然后平反、又改了姓名考中狀元，竟然最終也陰差陽錯，與流落他鄉的影娘真正成為了夫妻。這是一場關于“錯認”的情事。

而元雜劇《王月英元夜留鞋記》的故事，在“情愛”之中還加入了“生死”。胭脂鋪的小姐王月英與書生郭華一見鐘情，私傳書信，約在元宵觀燈之時到相國寺觀音殿相會。誰料郭華貪杯醉酒，錯過了約會，心中愧疚又覺得姻緣痛失，吞了月英留下的香羅帕子，氣絕身亡了。幸好有剛正卻又不失仁慈的包拯大人審理此案，加上最后觀音顯圣，郭華復活，才得以名正言順地成就了一段美滿姻緣。

故事里的“元宵節愛情”，總未免有些過于艱辛和離奇。但是巴赫金說：“節慶都是同自然、社會和人的危機和轉折關頭相聯系的，死亡和再生，交替和更新，總是節日世界感受的主導因素。”由這一條想去，就能理解那些“失散而又重逢”、“赴死而又回生”的情節的被需要，以及它們的深層文化意義了。節日時序與生命時間交織應合，經過這一場過渡性的儀式，愛情、生命，終于也都獲得了圓滿和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