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這是班固在著名的《西都賦》中對漢長安城繁華街市的描繪。張衡更通過《西京賦》告訴我們，長安的商品市場“鬻者兼贏，求者不匱”，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長安是西漢的商業中心，共有東市、西市、柳市、直市、交門市、孝里市、交道亭市等九市。九市的形制皆為正方形，《三輔黃圖》記載：長安九市“方二百六十六步”，“凡四里為一市”。長安的市場上商品種類也極為豐富，大約涵蓋了當時人生活生產所需的絕大多數物品，從果蔬鹽酒到刀劍文具。在漢武帝打通河西走廊之后，長安的市場上甚至還有許多深目隆準的胡商，他們向漢人販賣著來自西域的特產：毛皮、香料等等。

然而，漢代這種工商業繁榮的局面并沒有任何制度層面的保障。相反，在古代中國，工商業者被視作社會的“蠹蟲”，認為他們不事生產，只依靠囤積居奇、抬高物價從中漁利，對社會百害而無一利。所以在漢代，工商業者在戶籍上是被編入另冊的。

漢代從事商品販賣的商賈如果想在市場上合法經營貨物，就需要到官府進行登記。政府將這部分人單立戶籍，即“市籍”。被列入“市籍”的商人與從事農業生產的“編戶齊民”的社會地位不同。即便在鼓勵私營工商手工業發展的西漢初年，漢高祖也明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景帝時規定“有市籍者不得宦”。哀帝時有“賈人皆不得名田”的記載。武帝時甚至征發七種“賤民”出擊匈奴，這就是著名的“七科謫”。所謂“七科謫”即：“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可見，商人，或者曾經做過商人，甚至于父母、祖父母是商人的人都屬于“賤民”之列。

重本抑末，政府強力打壓工商業的社會能發展起來的只有小農經濟。這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不過，前提是國家必須輕徭薄賦，統治者能做到“不折騰”，同時，年年風調雨順，沒有大的自然災害。很顯然，如此條件之下，這種“自給自足”是非常脆弱的。而即便實現了“自給自足”，完全被捆綁在土地上的家庭也不可能致富。一個五口之家，再是起早貪黑、精耕細作，最多也只能種植百畝土地。

當然，將所有的人都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讓所有的人終日只能為衣食碌碌奔忙，對統治者而言，這是最好的馭民之道。

戰國時期法家學派的代表作《商君書》里便有過這樣的話：“入使民壹于農，出使民壹于戰……民壹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意思是說，讓所有的老百姓都成為國家所需要的耕戰之民……只會種田的人就會很樸實，樸實的人自然會老老實實呆在土地上而不會有別的想法。

于是，從秦漢開始，每一個想要長治久安的中原王朝都走上了重本抑末的道路。然而，這注定是一條充滿了饑荒、貧窮以及不安定的道路。

孟子說：“什一而稅，王者之政。”在孟子看來，田租能實現十稅一已經是很好的社會了。而在整個兩漢時期，國家規定的田租為十五稅一，文景時期減為三十稅一，文帝時代還一度免掉了田租。統治者如此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積累了大量的社會財富。然而，漢武帝繼位第三年，黃河泛濫，史書上便出現了“人相食”的記錄。足見單純依靠農業生產的社會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多么薄弱。

工商業如同社會經濟的血脈，將營養運輸至每一個細胞，滋養著社會的繁榮。所以，盡管統治者刻意打壓，漢代的工商業仍舊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勢頭。今天的我們才能在班固、張衡的辭賦中讀到漢長安城的富庶與繁華。

可惜的是，商人們發家致富有了錢還會繼續愿意從事社會末業，做“賤民”嗎？既然土地和農業才是社會的根本，那么對古代中國的有錢人來說，最可靠的投資便是置辦土地。于是，土地兼并逐漸成為每一個中原王朝難以解決的頑癥。

說起來，中國人徹底解決吃飯問題還是最近的三十年。在過去的漫長的歲月中，在我們浩如煙海的史籍中，無數個“人相食”的記錄充斥著我們的歷史。很多人把問題歸因于人口的龐大，認為有限的土地難以養活如此眾多的中國人。但至少，在古代社會，養不活中國人的不是土地，而是強行將所有人捆綁在土地上的制度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