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之中，以蜀國人才最少。袁子說過蜀國“小國賢才少”、“良將少”;孫盛指出“蜀少士人”;陳壽在談到蜀國人才情況時說到“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習鑿齒在對諸葛亮殺馬謖時，所持有的“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觀點，也說的是同一個意思。

但是再回想一下當初六國之中秦國不是僻陋一方，才少上國？李斯的《諫逐客書》已經說得好清楚，《諫逐客書》譯文“我聽說官員們在商議驅逐客卿的事，臣私下認為這樣做錯了。過去秦穆公求士，在西邊從戎那里得到了由余，東邊從宛地得到百里奚，在宋國迎來蹇叔，在晉國招來丕豹、公孫支。這五個人，并不生長在秦國，可穆公重用他們，結果吞并了二十個小國，使秦稱霸西戎。孝公推行商鞅的變法之策，改變了秦國落后的風俗，人民因此殷盛，國家因此富強，百姓甘心為國效力，諸侯各國歸附聽命;又大敗楚、魏兩國的軍隊，攻取了千里土地，至今還鞏固地統治著。

秦惠王采用張儀的連橫之計，攻占了洛陽一帶的地方;往西吞并了巴、蜀，往北獲取了上郡，往南奪取了漢中，并吞了九夷的土地，控制住楚地鄢、郢;往東占據險要的虎牢，占領了肥沃的土地。于是瓦解了六國的合縱，使他們都向西事奉秦國，功效一直延續到今天。昭王得到雎范，廢掉了穰侯，驅逐了華陽君，增強、鞏固了王室的權力，堵塞了權貴壟斷政治的局面，逐步侵吞諸侯，使秦成就帝業。這四位國君，都是由于任用客卿而獲得成功的。由此看來，客卿們有什么對不起秦國的呢？假使這四位國君拒絕客卿、閉門不納，疏遠外來之土而不用，這就不會使秦得到富強，秦國也不會有強大的威名。

《諫逐客書》首先歷敘自秦穆公以來歷代國君，任用了由余、商鞅、張儀、范睢等外來人物擔任丞相等要職，這些人真心實意為秦國建功立業，為秦國的富強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足見用人唯才，不必限于本國。如果對外來者一概排斥不用，必將被其它國家收用，其結果必然不利于秦，所謂“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這種做法是不可取的。

所以“僻陋一方，才少上國”不是人才少的原因，原因是因為當時三國人才流動少比不起當初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的文化思潮多樣化，有“諸子百家”之稱，儒墨并為顯學，道名互為辯駁，縱橫家煊赫一時，法家后期一枝獨秀，而儒家墨家兼人濟世，道家飄然出世，名家出于道家而自困于邏輯，所謂鉆牛角尖者也~最為功利的當屬縱橫家和法家。亂世之中，以功利為先，故蘇張之輩并顯用于世，吳起商鞅并至宰相，如范睢李斯之輩，以策干秦，朝窮困而暮掌權柄，如此者多矣，是當時的文化氛圍使之然也。

為什么之后沒有了這種文化？殘漢三國時期繼承的是兩漢幾百年以來的經學文化，自從漢武帝納董仲舒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生為漢相者，屢見不鮮，并且逐漸形成了所謂的儒家學說的“家學”，即世代相傳的學問，儒者世代以儒學為業，強調的是于君忠，于父母孝，于兄弟悌，于朋友義。

所以“蜀中緣何無大將”是因為歷史背景做成的，這些后來好多人才碌碌無為一生，“君擇臣，臣亦擇君”，其中的“君擇臣”在人們看來是天經地義，不足為奇的。而“臣亦擇君”，卻難能可貴。正是這個“臣亦擇君”;造成了三國時代前期的局面。可惜后期再好少見“臣亦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