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湯顯祖寫了一組七絕，共十首，寄給他的好友，當時處在病中的屠隆。湯顯祖的這組詩題名為《長卿苦情寄之瘍，筋骨段壞，號痛不可忍。教令闔舍念觀世音稍定，戲寄十絕》。所謂“情寄之瘍”，即為當時“梅毒”的雅稱。你把感情寄托到了婊子身上，婊子也就將梅毒螺旋體轉移到你身上。這位死于性病的才子，其出格的風流水平，你說，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嗎？

在今天，湯比屠的名聲大得多。可在萬歷年間，屠隆的聲名，要比湯顯祖響亮一些;屠的戲劇，也要比湯的賣座一些。因為屠隆不光寫戲，還會演戲，家里蓄有戲班，花錢聘著名角，還時不時地粉墨登場，客串紅氈，積累了豐富的舞臺經驗。而且，屠比湯要風流倜儻多了，自然追星族也要多些。

像屠隆這樣的才子，引娼挾妓，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來，是不必大驚小怪的。然而，得了性病，多少有點中獎的榮耀感，實在是匪夷所思。在今天說來，某位作家從三陪小姐那里染上淋病白濁，頂多從電線桿子上貼的小廣告，找江湖郎中私下治聞，絕不愿意大事張揚。無論如何，這是不大名譽的事情。可在明朝，卻視作風流，不但不感到難為情，不覺得是件多么難以啟口的話題，還要堂而皇之寫進詩文里的。

湯顯祖，這位與莎士比亞同年死去的劇作家，就認為這是風流，不是丑惡。對每個人來說，褲襠里存的那點積蓄是人生來就有的，死也將帶走的。與人體的其他器官一樣，心、肝、脾、肺、腎都是一種文化，都能以文字的方式書寫出來而作為是研究的對象、或公開討論的課題。這本來好像沒什么，比如明朝的湯顯祖，就覺得沒什么，可以公開寫詩評論。但偏巧就這褲襠里的東西就必須藏著掩著，對它的功用更是不能提之，提出來即為可恥的，即為下流和卑鄙的，好象本沒有干什么事卻賦予了已經干了什么事的涵義。

這本來好像也是對的，但很多人卻不管，堂而皇之的公開，不僅不掩藏，而且公開的添油加醋。遮羞布就是用來遮那“胯下之物”的，如果，連遮羞布都不要了，后果會是怎樣的呢？屠隆的情況，至少因為其是個才子，一個風靡一時的劇作家。

充斥著中國文化市場的文化作品，大多是些赤裸裸的肉欲，大鳴大放，讓人虛汗淋淋的情欲，都是些褲襠文學。這些新潮或者先鋒，都是過分地渲染男女之間的關系，大多數都是沒有任何感情的鋪墊的情況下就鉆進被窩大搞性的技巧什么的，使得作品成為房中術展示一般。或者純粹地描寫肉體，耽于肉欲，也不知道描寫這些東西為了說明些什么，或者超越些什么的。

一提筆就比妓女還要放蕩，越寫越往褲襠里鉆。人們說這就是先鋒，這就是解放人們的思想。他們宣揚的是“肉體放縱”，而不是“精神放逐”，是挑逗人們的邪念而不是發掘生命的內核，是沉淪于獸性的快樂而不是弘揚了人格的力量。這完全是偏離先鋒文學的，是對先鋒文學的一種玷污。是中國文化落后于世界主流文明的真正根源。這種自私不是起因于意識形態的狂熱，而是由于生存恐懼。其中，權力恐懼作為最大的生存恐懼產生了最大的生存自私，權力自私能夠將一切現代化的社會變革“消滅在萌芽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