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家有家法，行有行規，作為古代煙花之地的青樓也不例外。在青樓妓院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的二千多年中，形成了一整套的行規和家法，而這些所謂的行規和家法就像無形的枷鎖，讓表面看起來美艷驕人、風情萬種的妓女們時時刻刻感到心驚肉跳。

說起古代“青樓”，原本指豪華精致的雅舍，有時則作為豪門高戶的代稱，如《晉書·麹允傳》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晚唐詩人邵謁的《塞女行》中也有：“青樓富家女，才生便有主”的詩句。

到了唐代，“青樓”兩種意義仍參雜錯出，甚至有一人之作而兩意兼用的例子。如唐朝著名詩人韋莊的《貴公子》：“大道青樓御苑東，玉欄仙杏壓枝紅”，與大道、高門相關，而與艷游、酒色無涉;而他的《搗練篇》中“月華吐艷明燭燭，青樓婦唱衣曲”的青樓，則指的是妓院。

宋、元以后，乃至明、清、民國，“青樓”的偏指特行于世，真正成了煙花之地的專用名詞。而青樓中妓女，古時稱為女樂，即音樂歌舞演藝者。秦漢以前稱“官妓”和“營妓”，直到唐宋以后叫“市妓”和“私妓”，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青樓妓女。

青樓，無疑是古代社會滋生的一個特殊行當，但也正是由于青樓妓女的存在，才推動了中國音樂歌舞的快速發展，并在文學、政治等領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古代社會沒有報紙、電視、書刊等傳播媒體，許多文人的作品大都是靠青樓女子給彈出來唱出來的。

許多達官貴人士大夫每逢家有喜事，常會邀請當地青樓名妓前去彈唱助興，這時妓女的彈唱歌舞便起了傳播文化的作用。宋代詞人柳永在他那個時代之所以家喻戶曉，無人不知，就是因為柳永時常混跡青樓，以致于其詞被傳唱得到了“凡井水邊，皆能歌柳詞”的程度。而明末清初的吳三桂“沖冠一怒為紅顏”也是緣起青樓名妓陳圓圓。而當時的秦淮名妓柳如是、董小婉、李香君等人的風流故事同樣成為千古絕唱。

古代青樓大都產生于燈紅酒綠，流金淌銀、畸形消費的大中城市。而青樓妓女大都是貧苦人家女子。一是因家境貧寒無依無靠被迫外出謀生，或被家人出賣、典押或遭惡徒拐騙，輾轉陷入賣身之途的;二是受封建婚姻制度迫害，當童養媳又不堪家人虐待，為謀生計而入火坑的;三是遭丈夫遺棄，墮入煙花的;四是“為三姑六婆”、“八姐九妹”用虛榮、金錢引誘、威逼要挾的;五是異地易槽而來的。

當時的青樓妓院分三、六、九等，也有“星”級青樓妓院，這從它們的名號上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

一、二等青樓妓院名字聽起來頗感文雅，叫“院”叫“館”，或者叫“閣”。其實也也就是當時“星”級青樓妓院。這里的妓女，尤其是名妓出手非常闊綽，有的呼奴喚婢，有的揮金如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官者當然就富了。

三、四等妓院的字號就寒磣多了，叫“室”叫“班”叫“店”，甚至叫“下處”。這里的妓女多是受窮受氣的主兒。她們在精神和肉體上備受摧殘、剝削和壓迫。她們不分晝夜賣笑接客，既便有病染身，也不能幸免。稍有不從，輕者打罵罰跪，不給飯吃，重者一頓毒打，再販賣鄉下。

經營青樓妓院的“老板”，男的叫“龜頭”，女的叫“老鴇”。龜頭當老板的青樓，還有一個女“領家”掌管理事，負責訓導和督促妓女接客。同時還監督帳房的帳目和現金收支。老鴇當老板的青樓，其主要副手則是老鴇的男人或姘頭，俗稱“魚公”。主要職責是排解糾紛、對外聯絡，是舉足輕重的角色。一般青樓還配有跟班，俗稱“龜爪子”負責監視妓女的一舉一動。

青樓主要靠紅牌妓女支撐場面賺錢。一般青樓至少有十幾間房間，有十幾個妓女。紅牌妓女總住最大最好的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