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開科取士以來，考中進士才有官做，而進士的錄用率很低。據統計，中國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共錄用10萬余名進士，均勻每年錄用進士76人。杜佑在《通典·選舉六》說：“開元時每年錄用的進士，在一百人上下。”據《文獻通考》：“玄宗時期每年錄用的進士均勻不到二十七人。”能考中進士的，大抵相當于此刻各省斑考前三名。被錄用進士的人，自然不為吃穿發愁，而那些名落孫山者，或做了官又被貶或辭職的念書人，一無體力，二無專業，他們是怎么生存的呢？

名落孫山者，比較面子、相對有保障的職業當屬師爺。師爺的身份不是考取進士后的朝廷命官，既沒有當局編制，更不占領導職數，無正常上升空間，是地方官員自己出錢聘任的幕后顧問，職責是配合官員顧問處置政務。能干上師爺，當屬落榜群體中的佼佼者。假如你是書蟲，沒有在江湖上摸爬滾打的實踐經驗，沒哪個官員愿意出錢聘你。只管師爺屬于當局的“三無”職員，但畢竟屬于官員聘任，有穩定的工資收入，且仍有“繼續加入科舉”或“有重大建功表現”得以轉正的時機，縱然不再想博取寶名，也可以活得很潤澤。好比歷史上的紹興師爺，“無紹不成衙”不但說明紹昌盛產師爺，也反應出師爺也確實算是香餑餑職業！

一般而言，州縣官員禮聘的大多是有江湖經驗的秀才，各省道臺以上的官所聘的師爺是高級師爺，至少是個舉人。師爺名義上是“佐官而治”，實際往往是“代官出治”，手中掌握了相當一部分官府的實權。高級師爺由于包攬事務，威風得很。

當年左宗棠“三試不第”，本計劃“長為農民沒世”，但經不住老密友郭嵩燾等人的勸勉，應湖南巡撫張亮基之聘出山，所有軍政大事皆由他一手專斷。晚清大學問家樊增祥的父切身為正二品總兵，只因冒犯了師爺左宗棠，一句話就讓總兵大人的烏紗帽丟了。李鴻章在曾國藩幕內，在與太平軍打仗的奏折中，將“屢戰屢敗”改為“屢敗屢戰”，在戰敗之余，一字之差，精神和睦韻完全區別，使店主轉危為安，深得曾國藩欣賞，傳播至今猶稱佳話。后來，兩位師爺富麗回身，左宗棠靠的是鎮壓太平天國的重雄師功，李鴻章是憑本領考中了進士，從此逐步成為晚清帝王的股肱大臣。

在落榜的念書人中，能被地方官禮聘為師爺的比例，比“考中進士為官者”高不了幾許，大多半人不得不走上“著述都為稻粱謀”這條路。好比盧照鄰、孟浩然、賈島等一批極具聲望的才子，既“屢試不第”，又沒地當師爺，只好淪為無業游民。他們大多靠寫營生，有的因此過上了小康生活，甚至成為百萬大亨，但有的依然窮困落魄。

另有棄官為民的念書人，只管文筆一流，但不屑為五斗米折腰，乃至生活難覺得繼。公元759年，杜甫拋官棄職，舉家西行，居無定所，過著“生涯似眾人”的生活。770年，杜甫因無錢治病，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這段歲月，他只管也寫下了大量的文字，但多是反應“先全國之憂而憂”或“居廟堂之遠則憂其君”的文章，好比《茅舍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為稻糧謀”的文章一篇也沒有。

落榜者有好多具備真才實學，失敗的原由大概是發揮失常，也大概是科舉舞弊的犧牲品。他們中的有些人成了“知本家”，只管孔夫子不屬落榜之列，可是這職業的開山鼻祖，他門生三千，賢人七十，個個都收學費，收益不菲。自開科取士以來，落榜而有真才實學者紛紛效仿，也有人為偷懶，無需招三千門生，選一個有錢人家的孩子教，就可豐衣足食。

有的人念書不行，干脆學做生意。明朝沈萬三、清朝伍秉鑒，家族殷實，雖有錢念書，但科舉無望，追隨父輩學做生意，成為那時的貿易巨子。伍秉鑒事業巔峰時擁有財產2600萬兩(那時美國最富有的人也只有700萬兩)，是名副其實的世界首富。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了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國人入選，伍秉鑒就是其中之一。

當然，也有些落榜的念書人，屢考屢敗，屢敗屢考，好比范進，最后淪為神經病。別的另有一類，好比李自成、洪秀全，屢試不中，不得功名，干脆一氣之下走上造**的道路，做了起義首腦，不過這兩類落榜念書人的選擇，幾百年才出一個，沒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