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員“家訓” 曾國藩愿兒子讀書明理
如何教育“官二代”，歷來就備受關注。古代有見識的官員，都相當重視家庭教育，都有嚴格的家訓，都期望后代都能成才，知書達理，以維系良好的家風，延續家族的良性發展。
力戒兒孫奢靡浪費
宋代孔平仲的《續世說》記載，北魏貴為司空的長孫道生，一生清廉節儉，騎馬時用于遮擋塵土的一條熊皮做的障泥，總是洗了再用，破了再縫，多少年都不換新的。兒輩們見父親這樣，也都自覺地勤儉節約。皇帝派人編寫歌詞稱頌道：“智如崔浩，廉若道生。”號召全國的官員都來學習崔浩的慧智和長孫道生的清廉。
唐朝的盧承慶博學有才干，曾任宰相，臨終時交代兒子：“我死后就穿平常的衣服入殮，不要用牲畜祭奠，墳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認就行了，不要過于高大寬廣;只用棺材，不需要棺外槨，那樣太浪費了;碑文只記載官號和生卒年月，不要弄許多漂亮話在上頭。”這無疑是對兒孫的一種言傳身教，在旖旎繁華、生活富足的唐初，高官能儉樸平實、不尚浮華，絕對也是有益世風的正能量。
中國古代的官員，自古就有立“家訓”的傳統。明代王洪洲就在其《家訓》中諄諄教導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訓蒙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可矣。”在古代士大夫看來，讀書比奢華的衣食更重要。
晚清名臣曾國藩對后代的教育也相當重視。咸豐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寫信給九歲的兒子曾紀鴻說：“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愿為大官，但愿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教育九歲的兒子要成為“讀書明理之君子”，這樣的期許較之一般的儉樸教育顯得境界更高。
古代官員在外做官，囿于公務以及交通不便，長期回不了家，沒有如今發達的通訊工具，與家人聯系只能依靠家信，所以，古代官員的“家書”成為教育其在老家子弟的一種重要形式。
清代王士禎的《池北偶談》記載，明神宗時的禮部尚書沈鯉在京為官，常寫信給商丘老家的兒輩，對他們的約束極其嚴格：出行上，不許兒輩“出入公門，招惹是非”，“拜客只可騎馬，不可乘車”;衣著上，要求家人子弟“衣服勿太華美，器用寧可欠缺”等等。并且，他還經常寫信提醒兒輩“秋夏糧及早上納，多加與些火耗，各莊上人，常約束他，莫要生事。”顯然這是要家人遵紀守法。
此外，沈大人還要求兒輩多做善事：每年冬天做一百件棉襖施舍給窮人，對于親戚中的窮苦者、孤寡者，也要經常接濟等等。他在家書中教育兒輩：“大抵盛極則衰，月滿則虧，日中則昃，一定之理。唯有自處退步，不張氣焰，不過享用，不作威福，雖處盛時，可以保守。”歷史上的沈鯉為人正直，為官清正，被推崇為賢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