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的領土擴張，一度引起爭議，冉平卻用民族性的角度去分析：在現代人的腦中，業已形成的思維定勢是，侵略就一定是為了爭奪能源、財產、人民。可對于成吉思汗來說，恰巧并非如此。蒙古族的生活就是不停行走，成吉思汗的征服不是為了斂財和統治，原動力是從日出之地走到日落之城的焦慮和不安。

“一本書寫完，和作者就沒關系了。它有它的命。”日前，記者在采訪《蒙古往事》作者冉平時他說，“現在仍有人讀《蒙古往事》，我相信它比我命長。”

我們所看到的《蒙古往事》帶有濃重的蒙古特色。這是因為在創作《蒙古往事》前，冉平接觸到蒙古族現存最早的歷史文學長卷《蒙古秘史》，被書中簡單而樸實的漢語形式所打動。因此，在寫作《蒙古往事》時，冉平放棄使用漢語成語，并盡量少用形容詞。

在冉平看來，蒙古歷史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它流傳了幾百年，幾乎不走樣。無論是眾多版本的《蒙古秘史》，還是由它改編而成的文學作品，基本都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蒙古往事》同樣也源于《蒙古秘史》。最初，冉平希望能寫出一部蒙古族的史詩，但后來他放棄了，只寫到成吉思汗立國稱漢便戛然而止。冉平解釋說：“像電影的閃回一樣，我用不同的敘事角度，片斷式地寫成吉思汗的后半生情感。這樣比從頭說起更易接受。如果覺得不完整，可以去看史書。”

在內蒙古生活了30年，冉平對于蒙古族的文化有自己的看法。成吉思汗的領土擴張，一度引起爭議，冉平卻用民族性的角度去分析：在現代人的腦中，業已形成的思維定勢是，侵略就一定是為了爭奪能源、財產、人民。可對于成吉思汗來說，恰巧并非如此。蒙古族的生活就是不停行走，成吉思汗的征服不是為了斂財和統治，原動力是從日出之地走到日落之城的焦慮和不安。

在冉平的想象中，“成吉思汗看到城墻會覺得滑稽：這怎么能保護我的財產和子民？我要把城墻推倒，讓這個地方長滿青草，使得馬兒能夠自由馳騁。”他認為，成吉思汗的目的就是如此單純。如果住在房子中，反而會讓他覺得像進入墳墓一般喘不過氣，所以他在城外支起帳篷，看著城池中大火漫天，城市被夷為平地，他很愉快。這是一種文化心理的驅使。

冉平認為，58歲的成吉思汗能帶著12萬人征服世界，除了由于西方世界的統治者寫信表示看不起成吉思汗而引起他的憤怒外，更多的是為了抗拒衰老和對死亡的恐懼。他對坐下來無所事事感到焦慮，所以才要行走，要征戰，要有事可做。

當城市化進程加快，越來越多的牧民走進城市的時候，民族文化也在漸漸消逝。許多人站出來吶喊，要保護民族文化傳統，冉平卻唱起“反調”。

“民族文化的退化是一個國家文明進程中不可避免的。我不知道原始文明是怎樣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除了一些文物和典籍之外，剩下的都是我們的想象。所謂的毀壞，誰又能知道它原本的樣子？”冉平認為，城市化進程加速，人們從草原遷徙出去，并不是文明的毀滅，只是生存方式被擠壓。牧民雖然放棄了馬匹，卻把離開故鄉的悲傷留在了心里，這比留在草原更重要，因為能存留在人們心中的文明才是永遠無法被毀滅的。反而是那些為民族文化代言、大聲叫喊著我們的文明被毀滅的說法很可疑。

冉平提出，文明的弱勢和少數都無關緊要，變異才最可怕。他提到鄂溫克族民族鄉——敖魯古雅。國家為保護這片僅有幾百人的土地，建起了房屋、電影院甚至是博物館。由于這里的鄂溫克族人以打獵為生，政府怕他們獵殺稀有動物，或者誤傷人類，就沒收了獵民的槍支。獵民很憤怒。“獵民并不需要房子、電影院，這些不能成為他們尋求快樂的方式。讓他們搬出自己的房子，沒收他們的獵槍，他們就不會生活了，文化在變異中自然也就消失了。”

冉平認為，越來越多的人使得蒙古文化成為一種廉價的旅游風向標，是藍天、白云、黑車、白帳這些詩情畫意吸引大家去旅游，這也是一種文化的變異。他想通過自己的作品來改變人們的想法。不過，他認為，蒙古族是一個從饑餓、殺戮、殘酷的自然環境中生長出來的堅韌的民族。所以，現代文明不會讓它泯滅。如果它不夠堅強，消失也是一種無奈。

當然，冉平并不反對用現代科技文明手段去包裝民族文化。像張藝謀創作的實景劇《劉三姐》就是一例。但是，提到讓蒙古文化也效仿，冉平還是指出了自己的疑慮：僅僅包裝是不可能完成任務的。像是內蒙古無伴奏合唱團，在悉尼演出，演出結束后，一般情況下，觀眾都會起立鼓掌。可是，在這場演出終了時，場內卻格外安靜，停頓了30秒，才掌聲雷動。那之后，大家就組織各種各樣的無伴奏合唱團，成為一種商業活動，并加入了古箏、笛子、童聲等更豐富的音樂元素。裝飾太多了反而不好，冉平還是喜歡聽那些老帶子。“我們不能批判這樣的包裝，這也是為了讓世界人民接受它。就像一個少數民族歌手如果長期留在城市中唱歌，他的調子自然就變成了流行歌曲的樣式，只是唱著唱著就走了味兒。”冉平既矛盾又無可奈何。不過，就像曾經拍攝《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一樣，冉平還是希望通過影視作品來介紹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