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舊唐書·職官志》、《新唐書·百官志》等記述唐代官制的文獻里，都曾備列內侍省自內侍監以下大小宦官的官職，但這些事務性官職并不能使宦官掌握多少權力。宦官之能夠掌大權，是由于玄宗以后他們可以外任監軍、內任神策中尉和樞密使，這些不見于當初正式編制的才是真正有權有勢的要職。

所謂“宦”，本來只是指在政府里學習辦事。戰國時貴族多養“門客”，“宦”又成為充當門客的意思。這種門客不僅貴族門下有，國君也有，專門蓄養著充當近侍隨從，就叫做“宦官”。因此宦官本來并不都是閹割過的人。但既成國君的親隨，經常穿宮入戶，弄得不好會和后妃們搞不正常男女關系，總不如閹割過、喪失生殖能力的人來得保險。正好，古代本有對男性俘虜施加“宮刑”的辦法，即閹割后到宮室里來服役，于是宦官中也常選用這類受過宮刑的人來充當以上都根據呂誠之(思勉)師的考證，見所著《三國史話》，民國三十二年開明書店本。。最受秦始皇寵信的宦官趙高，就本系趙國“諸趙疏屬”，國亡后受宮刑當上宦官的(《史記》卷八八《蒙恬傳》)。《后漢書》卷七八《宦者傳》說：“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可見直到前漢宦官還不都閹割，要從后漢起才都用受過宮刑的閹人，當然也包括許多自行閹割以投效謀生的現在又通稱宦官為“太監”，這是因為明代的宦官辦事機構分設十二監，每監各設太監一員為長官，以后宦官權勢大了，人們也就把非太監的宦官混稱為“太監”。。

古代門客之于主子多少有點人身依附關系，發展成為宦官制度以后，宦官更統統是奴隸身份。唐末以昭宗名義所下誅戮宦官的詔書中就說過，“此輩皆朕之家臣也，比于人臣之家，則奴隸之流”(《舊唐書》卷一八四《宦官傳》)。用現代科學語言來講就是皇帝的家內奴隸。家內奴隸通常和從事勞動生產的奴隸一樣，都是被奴役受壓迫的;但如上升為奴隸頭兒，奴隸總管，成為高級的宦官，那就轉而站到主子的立場去壓迫奴役別人了。

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提一下史學界老前輩陳寅恪先生的觀點。陳先生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指出：“唐代閹寺多出自今之四川、廣東、福建等省，在當時皆邊徼蠻夷區域。其地下級人民所受漢化自甚淺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類漢姓者，故唐代閹寺中疑多是蠻族或蠻夷化之漢人也。”案奴隸本多是俘虜來的，也有是買來的，唐代北方游牧為生的少數民族比較厲害，即使戰敗也多不愿受閹割當家奴。皇帝家奴只有從當時從事農耕的南方少數民族中選用。但這些皇帝家奴得寵掌權后階級地位就起了變化，不再代表被壓迫的少數民族的利益，而只能是代表皇室的利益，成為皇帝的得力爪牙了。這點務請讀陳先生《述論稿》的讀者們注意。

我國封建社會的宦官并非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掌權。一般說來，貴族勢力大，能夠分掌中樞大權時輪不到宦官掌權;必須皇帝有較大權力就是中央高度集權的時候，作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權。歷史上宦官掌過權的朝代，如秦、漢、唐、宋、明等莫不如此。戰國以前照我看是封建領主制社會，貴族和國君共同掌權，魏晉南北朝出現的門閥制度是領主制殘馀在地主制社會的回光返照，皇帝得靠世家大族撐腰，皇帝家奴更沒有資格多說話。少數民族皇帝的金、元、清等朝在內廷基本上不搞漢人那一套，即使有個別宦官作點威福也形成不了制度。

再就中央集權的朝代來說，也并非一開始就讓宦官掌權。因為開國皇帝身邊總有一批同過患難、經過考驗的功臣元勛，即使他們貴為宰相，和皇帝仍是休戚與共，皇帝用不到另外培植貼身親信。如唐開國時高祖有他的“太原元謀功臣”，太宗有參與“玄武門之變”幫他奪取政權的功臣。高宗即位時，宰相長孫無忌、褚遂良都是先帝太宗的舊人，為了從他們手里奪回權力，轉而依靠“素多智計，兼涉文史”的昭儀武氏，形成了在皇帝身邊的另一個中樞機構所謂“內朝”，而和宰相為首的“外朝”相抗衡。武氏當上了皇后、太后，最后改唐為周當女皇帝，先是自己掌權，晚年信任男寵張易之、張昌宗，又形成了女皇帝的內朝。中宗復周為唐，又寵信韋后形成內朝。這幾個內朝都還輪不到宦官參與。

開始讓宦官組成內朝，是在唐玄宗時候。玄宗吸取前此皇后擅政的教訓，在廢掉王皇后后不再立皇后，不讓所寵愛的武惠妃、楊貴妃憑借皇后名義插手政治。把政權全部交給外朝宰相吧，當然更不放心。于是挑選了身邊的大宦官高力士協助他處理政務，“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進御，小事便決之”，力士也就此“常止于宮中，稀出外宅”(《舊唐書》卷一八四《高力士傳》)，這樣就出現了由宦官組成的和外朝宰相抗衡的內朝。原先，唐宦官機構“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長官“內侍”只是四品，這時設置正三品的“內侍監”為長官，抬高到和外朝正三品的宰相同一級別。

唐玄宗之所以讓宦官組成內朝，當然是由于宦官都已閹割過，按照習慣這種閹割過的“刑馀之人”是沒有可能當皇帝的，不像宰相權勢大了有可能篡位當皇帝，皇后也有可能當女皇帝;同時，也由于宦官是家奴，既貼近，又恭順聽話，不像外朝宰相有時要擺官架子，裝得嚴肅可怕。至于宦官中選用高力士，則是因為高力士給他出過大力，“玄宗在藩，力士傾心奉之”，玄宗剪除太平公主從太上皇睿宗手里取得全部政權時，力士又積極參與軍事行動(《舊唐書·高力士傳》及卷八《玄宗紀》)，可說是經得起考驗的干才。以后各個皇帝寵任的宦官就兩《唐書·宦官傳》所記，如李輔國、竇文場、霍仙鳴、吐突承璀、仇士良、田令孜等，都曾是皇帝在東宮當太子時的親侍，程元振、俱文珍、王守澄、梁守謙等都以擁立皇帝建有殊勛，總之多數是皇帝心目中最親近最可信賴的人物。要知道，“任人唯親”本是舊社會的通病，唐代某些宰相也是以東宮舊人的身份被擢用的，何況宦官！

在《舊唐書·職官志》、《新唐書·百官志》等記述唐代官制的文獻里，都曾備列內侍省自內侍監以下大小宦官的官職，但這些事務性官職并不能使宦官掌握多少權力。宦官之能夠掌大權，是由于玄宗以后他們可以外任監軍、內任神策中尉和樞密使，這些不見于當初正式編制的才是真正有權有勢的要職。

先說派宦官監軍，這種做法在唐初是沒有的，因為當時的將領多半和皇帝共過患難，而且有大征戰，部隊都是臨時抽調組成，“將帥無握兵之重”，用不到再派人監視。玄宗時設置了九節度使，邊塞重兵長期由節度使控制，這就需要派自己的家奴宦官去充當監軍。如宦官邊令誠長期充當安西四鎮節度使的監軍，安祿山叛亂，現任和前任節度封常清、高仙芝戰敗，邊令誠憑玄宗敕書就能在軍中把封、高誅殺，可見監軍的威權(《舊唐書》卷一〇四《高仙芝傳》、《封常清傳》)。亂事平定后，中央為了對付河北、淄青的亂黨殘馀勢力，抵御西北邊吐蕃等少數民族，以及鞏固全國其他地區的統治，保證運河糧道暢通等需要，先后主動設置了三四十個節度使、觀察使。可又怕他們走安祿山的老路叛變作亂，就派出大批宦官分頭到他們的管區充當監軍，形成了固定的監軍制度。當然，充當監軍的宦官未必都懂軍事，還經常干出貪污受賄之類的丑事，甚至會因私嫌而誣構陷害節度使(《冊府元龜》卷六六九“內臣貪貨”王賤言條、李國貞條，卷六七〇“內臣誣構”薛盈珍、高重昌、許遂振諸條)。但在代表中央加強對節度使控制這點上總還是起了積極的作用，有時節度使管區內發生變亂，監軍也有能力及時敉平(《元龜》卷六六七“內臣立功”皇甫政條，《舊唐書》卷一四五《董晉傳》記俱文珍事)。

宦官開始插手禁軍也是在玄宗時候。先是高力士和禁軍將領爭寵，禁軍將領葛福順及其后臺王毛仲等失敗被貶殺(《舊唐書》卷一〇六《王毛仲傳》)，另一伙以陳玄禮為首的禁軍將領就倒向了高力士。到肅宗朝的大宦官李輔國，代宗朝的大宦官程元振，就都曾正式“專掌禁兵”(《舊唐書》卷一八四《李輔國傳》、《程元振傳》)。但所有這些禁軍還只是用來駐守宮城，鞏衛京師，力量究屬有限。要到神策軍由宦官專掌，才可算事關大局。

神策軍本來只是隴右節度使管下的邊防部隊，安祿山叛亂時才開進中原作戰，歸監九節度使的高級監軍“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大宦官魚朝恩指揮，本軍舊將領調走了，魚朝恩就很自然地成為它的正式長官(《唐會要》卷七二“京城諸軍”，《新唐書》卷五〇《兵志》)。要知道，自從安祿山叛亂之后，皇帝對節度使再不敢無條件信任了，他迫切需要建立一支直屬自己的野戰部隊，以維護中央的威權。這支直屬部隊的兵源光靠招募不行，臨時招募拼湊不會有戰斗力，必須找一支建制完整且有戰斗力的地方部隊，排除其原有將帥，由既與此部隊有淵源、又忠于皇室的人來統帶，從而化此地方武力為中央嫡系。以宦官魚朝恩為長官的神策軍適當其選，于是在代宗時開進京城升格為天子禁軍。這支禁軍和過去的禁軍相比較在性質上已起了變化，它不僅負責京師的鞏衛，而且如上所說成為了皇帝的直屬野戰部隊，把京西北的好畤、麟游、普潤、興平、武功、扶風、天興等地劃歸它駐防，稱為“神策行營”，實際上是以京城為中心設置了一個直屬皇帝的節度使級管區。而且這個管區的兵力比任何一個節度使都強大，在德宗時已擴大到十五萬(《新唐書·兵志》)，武宗時左右神策軍“每軍有十萬”(《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而當時節度使手下真能作戰的最多不過三五萬，少的僅一萬。加之節度使之間矛盾重重，即使最不聽話的河北、淄青也很難聯合起來對付中央，因而這十五至二十萬神策軍足可使節度使們不敢輕舉妄動。一旦有所舉動，皇帝可以馬上動用神策軍。《新唐書·兵志》所謂“神策軍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確實點清了神策軍的積極作用。

神策軍之成為禁軍是魚朝恩的功勞。以后魚朝恩跋扈被殺，代宗沒有再派宦官接管神策軍，而由神策軍將自行統率。這些軍將不是當大帥的材料，到德宗時又改派出身朔方軍、懂得軍事的文官白志貞來統率。以后由于打河北、淄青及打淮西把神策軍調空了，京西北的涇原兵過京城發動兵變，白志貞受到朝廷反對派的攻擊無法繼續干下去。等前線的神策軍撤回來平定了兵變，又發現它的臨時統將李晟過于飛揚跋扈，不敢讓他正式成為神策全軍的長官。比較起來還是家奴宦官可靠一些，于是先讓曾經充任李晟監軍的宦官竇文場和另一個宦官霍仙鳴，以“監勾當左右神策軍”名義作為神策全軍的監軍。貞元十二年(796)正式設立“神策中尉”，以竇為左神策護軍中尉，霍為右神策護軍中尉，自此出任中尉的宦官成為名正言順的神策軍長官。當然，皇帝對神策中尉的信任還是有限度的，他采用過去禁軍分左右的辦法也讓神策軍分成左右，設置不相統屬的左軍中尉和右軍中尉，讓他們在自己面前互相爭寵，互有牽制，而自己從中操縱利用。有些中尉之所以會被貶逐誅殺而無力反抗，正是因為他不曾掌握神策全軍，得不到另一個中尉支持的緣故。

神策中尉獨掌兵權，樞密使則分掌政權。前面說過，玄宗時高力士接受“四方進奏文表”，這實際已起著后來樞密使的作用。代宗時用內侍董秀“掌樞密”，“宣傳詔旨于中書門下，秀誅，以〔喬〕獻德代之”(《冊府元龜》卷六六五“內臣總序”、“恩寵”)。從此逐漸形成制度，到敬宗時正式設置了兩員由大宦官充任的樞密使。樞密使的本職如上所說只是在皇帝身邊掌管機密，宣傳詔旨，但實際上可以和宰相“共參國政”(《通鑒》卷二五〇咸通二年二月條)，甚至有權過問宰相的任命(《通鑒》卷二四七會昌三年五月條)，所以和兩神策中尉合稱為“四貴”。一般說來，樞密使的級別似乎比中尉低，中尉往往由樞密使升任，但由于樞密使干預政事的機會多，和皇帝更親近，地位實際上反高于中尉。不過中尉也經常干政，尤其是政局有大變動時，掌握兵權的中尉往往有力量否決樞密使的主張。此外還應看到，皇帝不僅任用樞密使、中尉組成內朝，還同時任用文人以“翰林學士”的名義來充當自己的機要秘書，當時稱中尉、樞密使為“內大臣”(《唐語林》四庫本卷七)，而翰林學士和樞密使又都有“內相”之稱(《舊唐書》卷一三九《陸贄傳》，曾“總樞密之任”的宦官梁守謙墓志拓本)，這又是皇帝在對各幫勢力搞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