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在中國實施了一千多年，作為中國古代的一項創舉，不僅為帝制時代的官僚選拔提供了便利，而且還影響了東亞各國，甚至為近代西方的文官制度的成型提供了借鑒，由此可見其廣泛影響力。一般認為，科舉制大體萌芽于南北朝時期，而成型于唐，至宋已趨于完備，到明代則處于鼎盛時期。明代除洪武朝短暫取消科舉外，其他時間一直嚴格執行。相較于前代，明代的科舉考試程序已經相當完備，防止舞弊的舉措也十分嚴格。但是，不得不承認，整個明代舞弊現象一直存在于各級考試中，而且到明代中后期呈現出日漸加重的態勢，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

明代科舉的舞弊手段五花八門，最為普通的就是“懷挾”，說白了就是打小抄。方法各異，有的直接藏在衣服鞋帽中，有的“募善書者，蠅頭書金箔紙上，每千篇厚不及寸，或藏筆管，或置硯底”，類似于現代的縮印技術。甚至有人“用油紙卷緊，束以細線，藏糞門中”，為了功名，也算是拼了。由于打小抄的技術含量不高，加上入場前的搜檢程序比較嚴格，往往被抓。被抓后要在考場門前枷號一個月，來個精神與肉體的雙重羞辱，然后發籍為民。

沒有真才實學，小抄又不奏效，還想高升，于是雇人代考的情況出現了。雇人代考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直接替考，但成功率不高。還有一種是通過收買官員，將所雇之人與自己分在同一個號房(考場)，然后幫自己答題。萬歷四十四年的會試，吳江人沈同和高中會元，這著實讓吳江籍考生意外，原來沈同和根本就是一個浪蕩公子哥兒，不學無術，而且吃喝嫖賭，劣跡斑斑。結果卻中了第一名，能沒有貓膩嗎？考生的哄鬧被上報到朝廷，引起了萬歷皇帝的高度關注，即刻命令對沈同和進行復試。結果出人意料，沈同和交了白卷。

在刑部的追問下，從實交代了作弊細節。沈同和事先買通了官員，將頗有文采的親家趙鳴陽與其分在了一起，讓趙鳴陽替自己答題。最終，二人都被發配。非但會試，沈同和連鄉試也是由他人代筆，史載“乙卯科監生沈同和，吳江人，在場兩人代筆。太平縣秀才杜應命作經文四篇，講過銀一百兩。”

此外，明代科考舞弊還有所謂“冒籍”一法，即不在本戶籍地考試，而到他鄉考試。出現這種情況，有的是因為在本地有劣跡，不符合報名情況，于是改名換姓，到其他地方謀取考試機會。有的則是因為本地考生較多，而名額有限，只能冒籍到文化水準相對落后但錄取名額較多的地區，尤以應天府、浙江、江西等處考生冒籍順天府為甚。比如嘉靖二十二年順天鄉試，浙江余姚人錢德充就改名錢仲實，冒充順天府大興籍。浙江慈溪張汝濂改名張和，冒順天府良鄉籍。結果二人皆中舉，后被揭發，取消了錄取資格。

明代還存在主考官將考題泄露給考生的情形。最為突出的例子就是弘治十二年的程敏政泄題案，而這次泄題的對象之一就是明代的文豪唐寅(唐伯虎)。弘治十一年，唐寅乘船北上參加會試，跟他一起的還有好友徐經。才華橫溢的唐寅并不富裕，而徐經是個小土豪，時常幫助唐寅，一來二去，成了至交。抵京后，兩人四處拜訪官員賢達，其中就有后來成為主考官的禮部尚書李東陽和禮部侍郎程敏政。唐、徐二人十分仰慕程敏政的才華，愿交金幣隨其學習。結果會考剛完，就有官員揭發程敏政泄題給唐、徐二人。經過多次審問后，“真相”明了：唐、徐二人跟隨程敏政學習，程敏政向二人流露過可能的會試考題。而被正式任命為當年的主考官后，他沒有避諱，而是將之前流露過的考題當成了會試題目，結果唐、徐二人因事先接觸過題目而驕傲自夸、歡欣鼓舞，給其他舉子造成了花錢買題的感覺。盡管三人都極力否認買賣考題，但程敏政有泄題嫌疑不假，唐、徐二人也無法完全洗白自己。最終，程敏政被迫退休，唐寅、徐經亦斷送了他們的錦繡前程，被發配到地方官府充當小吏。

除了泄露考題，一些朝中權臣還極盡能事，為自己的家人或親近之人的高中鋪路。而那些主考、批卷官員為了各自的仕途，也極力迎合他們。說到通過權力謀求中舉的情形，人們往往想到的是萬歷首輔張居正，他有三個兒子高中進士。但在張居正之前，這種現象早就存在。只是到了張居正掌權時期，變得更為惡劣，正如明代史家王世貞所言，“不知作俑不自江陵也，江陵特甚耳”。如成化時期，江西婺源人倪進賢向“萬歲閣老”萬安進獻房中秘術，萬安以此進獻給憲宗，深得憲宗歡喜。作為回報，在成化戊戌科，萬安就囑托當時的考官劉吉錄取了他。

正德年間的大學士焦芳，其子本就通過關系被安排在二甲第一名，但依舊不滿，不僅詛咒謾罵主考官李東陽，甚至還借機貶黜參加會試的翰林官員。嘉靖二十三年，內閣輔臣翟鸞的兩個兒子汝儉、汝孝一起高中，朝野嘩然。科道官員參劾考官沈坤、江汝壁等接受賄賂，在閱卷及排名等環節通同作弊。經過徹查，情況屬實。翟鸞一干人等受到嚴懲，或被削籍、革職，或被降調。

如此大力度的懲處，也未能阻止這種情況的繼續惡化，“雖明憲在前，國法在上，而犯者接踵相繼”。請托關照、賂買官員的現象越來越多，極大地破壞了科舉的公平性，“富室有力者，曳白可以衣紫。寒無援者，倚馬不能登龍”，無錢無權無勢者，已缺乏向上層社會流動的通道。

總體而言，明代對舞弊的相關防范、懲戒舉措不可謂不嚴，但效果并不明顯。不僅有個人舞弊行為，而且還出現了上下交通、內外勾結、通同作弊的現象。之所以屢禁不止，主要還是因為科舉對應試者個人及家庭意義太大了，一旦中舉，會帶來相應的權力、金錢、榮譽、聲望等等。諸君請看范進，沒有中舉前一幅落魄模樣，中舉后立馬瘋了，為什么？大半是高興瘋的，因為他知道即將到來的生活將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定程度上說，科舉是底層民眾向上層社會流動、中上層試圖保持及擴大其相應社會地位的重要途徑，甚至是唯一的途徑，是真正意義上的一考定終身，所以人們會不惜一切代價，甚至傾家蕩產去贏得科舉考試的勝利。

另外，根據郭培貴、錢茂偉等人的研究，自成、弘以后，科舉的錄取率不升反降，錄取率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四，與明前期不可同日而語。錄取率下降，并不在于錄取人數的減少，而是因為明中后期的經濟文化繁榮，使得接受教育的人群規模日益擴大，應試者隨之增多，相應拉低了錄取率，這也意味著科舉競爭變得更加激烈。為了應對此種情形，人們會想盡一切辦法擴大自己的競爭優勢，包括舞弊，盡管這是不被提倡和認可的。所以，只要社會上升的渠道單一，科舉對于人們的重要意義沒有改變，企圖渾水摸魚的舞弊行為就難于禁絕。當然，想要對舞弊行為的發生進行全方位的闡發，還需結合社會、政治環境，文化傳統甚至個人素養進行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