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人盡皆知。在中國，“四大名著”分別指的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然而鮮為人知的是，這個文學常識從建立到流傳，至今不過數十年而已，并非像人們所說的流傳千古。

1949年之前，沒有“四大名著”之說

古人有把若干個人或若干部作品放在一起，冠上一個總稱的習慣。比如明朝時，王世貞將《史記》《莊子》《水滸傳》《西廂記》列為所謂“宇宙四大奇書”，馮夢龍又把《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稱為“四大奇書”。到了清朝，金圣嘆評“天下六大才子書”，包括《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西廂記》。研究白話文學史的胡適則說，“吾國第一流小說，古唯《水滸》《西游》《儒林外史》《紅樓夢》四部……”這幾種說法中，沒有一個同時列出《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這四部書。

簡言之，1949年前，并沒有“四大名著”這一說法。

1949-1966年，四本書印數很大，但仍沒有“四大名著”的說法

195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建社，由馮雪峰任社長、總編輯。他上任之初，提出四項出版計劃，其中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及民間文藝”。隨后，配有出版前言、注釋條目，并由沈尹默題寫書名的《水滸（七十回本）》（1952年9月）、《三國演義》（1953年11月）、《紅樓夢》（1953年12月）、《西游記》（1954年6月）相繼問世。

在《水滸》出版后，“《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各大學、中學、報館、圖書館、研究所，甚至一些演劇隊都紛紛邀請該書的責任編輯聶紺弩去做報告，北京舊書攤上早曾廉價拋售的古舊小說，價錢頓時提高了，人們普遍議論，‘看來共產黨還是需要過去的文化的’。僅僅《水滸傳》一書的出版，就改變了社會上對古代文化遺產的糊涂觀念……”當時《人民日報》發表的短評，名為《慶賀<水滸>的重新出版》。

這幾本書在當時能點校刊印，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1953年7月，在中科院文學研究所古典文學組的會議上，鄭振鐸轉達周揚的指示：“及早把最流行的小說如《三國演義》《金瓶梅》等，全面地介紹出來，即重新出版。”但《金瓶梅》直至1985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點校版。《金瓶梅》被冷落，與毛澤東的態度有關，如其所說，“《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依照相關統計，1949年10月—1966年4月，《水滸》印了267萬冊、《三國演義》印了646萬冊，《西游記》印了379萬冊，《紅樓夢》印了284萬冊，是當時古典文學類圖書中印量最大的幾種。由此可見，這幾部古典小說的出版，在當時確實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文革”期間，這四本書被特許出版，漸有“四大著作”之稱

至“文革”爆發，圖書出版被嚴重影響，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幾部古典小說也在封存和不允許發之列。針對這種不正常的出版狀況，1971年7月，周恩來在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做出批示，“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圖書都燒了，我看燒的結果就是后悔，應該選擇一些舊的書籍給青少年批判閱讀，使他們知道歷史是怎么發展來的……把《魯迅全集》和《紅樓夢》《水滸》等古典名著封起來干什么？這不是滑稽得很嗎……有些舊書可以重印，圖書館應該清理、開放。”在這里，周恩來提到《水滸傳》和《紅樓夢》時，使用了“古典名著”這個詞。

得到風聲的沈從文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如今年能度過夏秋三關，到四史印出發行時，和傳說廿八種舊書解禁中《三國》《水滸》《西游記》《紅樓夢》四大著作，為加點新注解供編注參考，倒比較近于實事求是。”沈從文將這幾本書稱為“四大著作”，與“四大名著”的說法已比較接近。

不久后，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央要求各地書店投放《紅樓夢》《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以顯示中國圖書市場的繁榮。然而，此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新華書店總共只存有這四部書3800多部，不敷使用。于是中央通知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將這些書向尼克松將要訪問的北京、上海、杭州分別投放1000部、700部、400部，其他15個城市各發20—50部，并規定“只賣給外國人，不供應國內讀者”。

這種做法引起了一些不好的反響。周恩來指示：“馬上通知上海、杭州，不能那樣辦，那樣辦是錯誤的。如果沒擺出來就不要擺了，已擺出來，賣光算了。”這幾部小說隨即重印，至1972年4月，《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印了20萬部公開發行；到年底，這四部書共計印137萬部；1973年，《紅樓夢》又加印50萬部，依舊供不應求。1972年以來，內地還從海外進口了大量古舊書籍。以“四大著作”為例，僅1973年春節后半個月就郵寄6909部；1973年10月12日—20日郵寄11190部。

1975年8月14日，毛澤東要求，對《水滸傳》“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15日凌晨，國家出版局就收到姚文元傳達的指示，很快北京、上海等各地，出版了大量各版本的《水滸傳》。由于“書荒”的原因，“四大名著”幾乎成了人們的必讀書。在“1978—1984年期間對個人影響最大的書”的調查結果中，位列前三名的是《紅樓夢》《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排在第五名。

及至80年代，“四大名著”的說法才流傳開來

上世紀80年代，“四大名著”的說法已經流傳開來，如1981年出版的鄭國銓等編著《文學理論》一書中，說到“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中的四大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將紛紜繁復的生活事件……組織在一個完整的大廈之中。”1983年紅旗雜志文藝部編的《論文藝與群眾》中，收有一篇署名田丁的《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典型論》，說到“《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所以成為古典文學四大名著，同它們塑造了眾多的藝術典型是分不開的。”

使用“四大名著”名義出版這幾本小說，則是90年代以來的文化現象，較早的有《漫畫四大名著》（長征出版社，1995年）、《中國古典四大名著（合訂珍藏本）》（海天出版社，1996年）等。進入21世紀，在名字上加冠“四大名著”的書，從小說叢書到研究論著，就更是汗牛充棟了。

因此“四大名著”是在1949年后，《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這四部書才開始大范圍的傳播，逐漸出現并深入人心。當然這“四大名著”并非就意味著它們就是古典小說中水平最高的作品，只不過是因為種種原因，它們的讀者最多，被眾人追捧。